论坛|试论南宋时期的佛教传播——以杭州为中心(二)
编辑:王华 日期:2019-01-17 13:01

文:释光泉

 

 南宋杭州的佛教盛况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五代末至宋初,由盛转衰,但随着吴越王钱泓俶的归降宋朝,一方面使吴越国境内免遭战乱的痛苦和破坏,另一方面也受到北宋前期历代帝王的重视,对佛教则采取了保护和支持政策,如在建隆六年(公元966年)时,普度童行八千人;雕刻大藏经;派遣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印度取经求法等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


  杭州佛教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保持着较为兴盛的状态,寺院林立,恰如苏轼所称:“钱塘佛者之盛,盖甲天下。”[宋·苏轼:《苏轼文集》] 每日参拜一寺,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访遍杭城的所有寺院。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室南迁,定都杭州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即来到了杭州,杭州佛教也正式进入了鼎盛时期。据《龙川集》记载:“两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宋·陈亮:《龙川集》卷1]
 

 
一   南宋杭州佛寺 僧众数量众多

  “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75]。杭州成为南宋首都后,北方人口大量涌入,特别是东京官民大量南迁,其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对杭州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使得当时的杭州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繁华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另外,南宋杭州佛教的繁盛与当时的朝廷偏安于东南一隅有着紧密的关系。南宋历代帝王崇信佛教,如孝宗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政策,[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10]

  光宗以后,史弥远、贾似道等“皇储国统”把持特权,优容佛教。因此,佛教寺院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不惜重金,大兴土木,扩建寺观古刹。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寺院已增加到了四百八十四所。高斯得在《耻堂存稿》中也有记录:“竺乾之宫鳞萃穊布,不可称数也”[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

  此时,杭州城寺院的数量已占了全国寺院总数的17.8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江南佛都”之美称。

  据《梦梁录》的记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山寺一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即城外)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两赤县(即钱塘、仁和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 当时,杭州辖域共有寺、庵671所,其中城内外寺院486所。

 
《咸淳临安志》西湖局部图

  又根据《咸淳临安志·寺观》记载,杭州辖域共有寺院773所,其中城内外寺院共计494所。

  据《梦梁录》记载:“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径山能任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宫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五]

  南宋嘉定年间,“五山十刹”制度的建立分别将佛教寺院评为禅寺、教寺和律寺。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记载:

“嘉定间品第江南诸寺,以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天竺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为教院五山;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为教院十刹。”

  以上五山十刹的三十多所寺院皆位于江南,其中仅杭州就占了三席,杭州的径山寺居于五山之首。另外十刹中,杭州中天竺、上天竺、昭庆寺分别被评为禅院“十刹”之首、教下“五山”为首和律寺之首。与佛教兴盛的南方相比,北方佛教在遭受会昌灭佛后,寺院遭到严重破坏和毁灭性打击,大量僧尼被迫还俗,寺院大量田产被没收。

  以上表明了杭州佛教之兴盛,同时也体现了杭州在经历吴越国之后又一次迎来了高峰,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从此也获得确立。


 
二    杭州佛教宗派的异彩纷呈
 
  南宋杭州佛教在吴越国丰厚的基础上,宗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禅教净合流以及净土信仰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

  自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纷立,佛学义理达到巅峰,具有中国特色的八大宗派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化渐趋成熟。并且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律宗、唯识宗、三论宗、密宗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禅宗最为盛名,远播海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杭州佛教发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谓“江东佛教风格”,主要是以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等相结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未有加於此者也。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明·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余》]

  历来祖师相继在杭州卓锡开山,既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时期的核心区域,也是佛教各大宗派传扬的中心地区。宋代的杭州佛教注重佛法的修行与实践,因此禅宗与净土信仰成了当时的主流宗派。禅宗创始自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时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代表,北宗以神秀为代表。
 
  禅宗兴起于唐代,但真正达到鼎盛则是在两宋时期,唐代至南宋,禅宗的发展经历了六祖慧能大师的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顿悟,又经南岳怀让、清原行思两系的发展,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


 
  沩仰宗到了五代已不再流传,入宋后法眼宗也不再兴盛,云门宗在南宋时逐渐衰落,而临济宗和曹洞宗成了宋代的禅宗主流,临济宗经发展分化为黄龙派与杨歧派,南宋时杨歧派成为临济宗的正统。曹洞宗在南宋时得以复兴,影响力仅次于临济宗,此时禅宗形成了“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杨岐派由杨歧方会创立,该派高僧辈出,人才济济,时称“三佛”的圆悟克勤、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令杨岐派进入全盛时期。特别是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杭州径山首创“看话禅”,独创大慧派,名声显赫,影响深远,后人称其为“划时代的禅匠”。

  另外,虎丘派在虎丘绍隆的开创下,经应庵昙华到密庵咸杰的发展,人才辈出,松源崇岳禅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等寺院僧人多达一千七百多人,日本僧人也远渡重洋来杭州参学求法,禅门盛风波及日、韩等国。

  南宋时的杭州不仅是禅宗的时代,也是净土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的弘扬重地。省常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在杭州昭庆寺组织净行社,专门提倡念佛修行,在民间广为流传,同时在净土宗与各宗派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禅净并修的发展方向。

  律宗在宋代的南山祖师永智大师的传承下,中心移至杭州,并在仁宗庆历时兴建戒坛于昭庆寺而后允勘律师承兴山门,每年三月三日海内淄流,云集于此,对律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严宗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响力,在南宋师会和希迪的大力弘扬下,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发展。



三   南宋杭州佛教的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从不同的角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现象,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三教并存”到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俨然成为共识。

  北宋时期的契嵩禅师则是“三教合一”的提倡者,他认为儒佛虽然教化方式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儒家重在治世、佛家重在治心,这主张顺应了朝廷的需要和社会潮流。两宋时期的大慧宗杲也有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他号召“忠义之心”,强调佛教的积极入世精神。瞎堂慧远是圆悟克勤的一位高徒,在其语录和塔铭中也同样反映了儒佛一致的思想。

  三教融合的思想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也确立了南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四   南宋杭州高僧大德代有所出

  南宋以来,杭州佛教,可谓古刹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中心区域。许多一流的佛门高僧来到杭州,据记载:“宋绍兴二十七年,礼部侍郎贺九中上奏高宗时说,全国僧尼二十万。”

当时各地来杭参学的僧人众多,仅仅以六大名寺,即灵隐寺、净慈寺、径山寺、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和上天竺法喜寺为统计,就有112名南宋高僧,人数远远超过了前代高僧的总和。


 
若纳慧光
 
 
  曾住持上天竺寺,后任左、右街僧录司,掌管禅教律三宗事务,并赐“白云堂印”。
 
大慧宗杲
 
  南宋著名的禅僧,他倡导的“看话禅”,在禅宗史上影响深远,有“划时代禅匠”之称,其出家后遍参知识,曾参访洞山微、湛堂文准等,三十七岁时在圆悟克勤门下开悟,随后两度奉旨住持径山,求法人数多达三千多人,出现“三千楼阁五峰寒”的盛况。
佛照德光
 
  大慧禅师的弟子,南宋著名的禅僧,一生先后住持灵隐寺、径山寺、阿育王寺等,国内外弟子众多,曾多次被孝宗诏入内廷讲经说法,并赐“佛照”,在现在的日本仍然被奉为祖师。
 
瞎堂慧远
 
  南宋临济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师从圆悟克勤,乾道六年奉诏住持灵隐寺,孝宗多次奏对称旨并赐号“佛海禅师”,他的思想曾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具有一定影响。
 
松源崇岳
 
  南宋时著名的高僧,被誉为“海内之冠”。他出自临济宗杨岐方会派下,先后住持江浙一带如杭州灵隐寺等丛林古刹,其嗣法弟子众多,成为临济宗松源系的始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佛智道容
 
  高宗时被传旨来杭主持重建净慈寺,并先后造田字殿,塑五百罗汉堂,使该寺成为“行都道场之冠”。
 
长翁如净
 
  两度住持净慈寺、传曹洞宗于日本道元,成为一代宗师。

  除以上这些著名的高僧外,还有主持并修建净慈寺、说法讲经轰动一时的退谷义云;主持并重建上天竺寺十六观堂、授左右街僧录的广慧妙珪;在慧因寺精研华严教义、赐号“圆宗禅师”的义和;主持净慈寺、建置宏胜甲于湖山的少林妙崧,敬叟居简、痴绝道冲、虚堂智愚、无准师范、偃溪广闻等等。



  还有不少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居士名流也荟萃于杭州,对杭州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等。恰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这些高僧与名士,无不学识渊博、三教融通,或著述丰硕,或行持精严,或品行高洁,或才华横溢,大大丰富了杭州的文化宝库,有效的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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