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与武林佛学院
编辑:慧容 日期:2018-11-22 09:37

  巨赞法师(1908-1984)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爱国高僧、佛学家,也是一位佛教改革家、佛教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在现当代中国佛教史上,巨赞法师是极为重要的一位关键人物,他追随太虚大师,继承并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积极倡导“新佛教”理论,从而成为“现代新佛学”奠基人。他是中国佛教协会及中国佛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是继太虚大师之后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他淡泊名利,为法忘躯,为中国现代的佛教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巨赞法师与杭州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在杭州灵隐寺出家,撰写过《灵隐小志》,曾担任浙江省佛教协会和杭州佛教协会的秘书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武林佛学院(现杭州佛学院的前身)的创办人之一,并担任第二任院长。

一、关于武林佛学院创办经历的种种不同说法

  “武林佛学院”创立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因杭州古称“武林”而得名,院址位于杭州灵峰寺内(今杭州植物园“灵峰探梅”景区内),故又称“灵峰佛学院”。由于武林佛学院办学时间较短,再加上文献史料的缺乏,以致于关于武林佛学院的创始人、初创时间乃至巨赞法师是否为武林佛学院的创办人等等问题,现有的说法也不尽一致。笔者大致搜集了一下,至少有这样几种说法:

  在杭州佛学院官网上这样说明:“杭州佛学院是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杭州市佛教协会承办的一所高级佛学院。其前身是1946年12月由太虚大师和巨赞法师创办的‘杭州武林佛学院’”。
 
  在冷晓编著、百通(香港)出版社2001年出自的《杭州佛教史》中这样写道:“武林佛学院是由若瓢倡导发起,‘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12月25日正式成立,次年巨赞返杭住灵隐寺,对若瓢的倡议十分赞同,并积极参与办学,先后由会觉、枯木、巨赞担任院长,后因经费匮乏,被迫停办。”冷晓还认为,武林佛学院实行董事会制,由灵隐寺若瓢担任董事长、灵隐寺巨赞任副董事长,招贤寺弘伞、下天竺月涛、昭庆寺洪法、净慈寺钦亮、灵隐寺圆成、上天竺定修、中天竺湛如、开化寺妙乘、六通寺智行、招贤寺宝云、云栖寺源智、祖山寺式梁担任常务董事,以上成员均是江浙佛教联合会的成员。’”
 
  冷晓的这一说法,最早见于1995年印行的冷晓所著《近代杭州佛教史》(内部发行)一书中。陈荣富《浙江佛教史》、陈永革《佛教弘化的现代转型》、何王芳《民国杭州社会生活》等著作中的相关说法,皆源于冷晓此说。
  另外,毕业于武林佛学院、曾是会觉与慈航弟子的“自立法师”的生平介绍中,曾这样说到:“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苏北地方不靖,佛学研究社受战事影响,人心惶惶不安。自立法师坚持读到毕业,随即到杭州的‘武林佛学院’继续学习。武林佛学院设于西湖的灵峰寺,是1946年太虚大师命演培、妙钦二人去筹备创办的。后来,又命武昌佛学院第一期毕业的会觉(枯木)法师任院长。”这里则是以演培、妙钦和会觉为武林佛学院的创办人及院长。

  在中国佛学院的网站上,则是这样介绍巨赞法师的:“1948年,他继会觉法师之后,出任杭州的武林佛学院院长。是年年底,受到战事影响,佛学院停办,他也应香港信众之请,到港讲经,驻锡香港莲社。”

  那么,武林佛学院的创办人究竟是谁?董事长若瓢法师、院长会觉法师是何许人也?太虚大师与武林佛学院的关系如何?武林佛学院究竟有几任院长?巨赞法师究竟是不是武林佛学院的创始人?有没有担任过武林佛学院院长?等等。上述说法以及现有的研究论文或回忆资料中,观点不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这些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巨赞法师与杭州诸山长老
共同发起筹建武林佛学院

  虽然有关武林佛学院的历史文献史料很少,而且非常零散,但仔细阅读、对比分析相关材料,冷晓先生的这一说法还是比较可信:“武林佛学院实行董事会制,由灵隐寺若瓢任董事长、灵隐寺巨赞任副董事长,招贤寺弘伞、下天竺月涛、昭庆寺洪法、净慈寺钦亮、灵隐寺圆成、上天竺定修、中天竺湛如、开化寺妙乘、六通寺智行、招贤寺宝云、云栖寺源智、祖山寺式梁等任常务董事。”不过,若瓢是灵峰寺住持,而不是灵隐寺,或许是作者笔误。

  在1947年8月出版由巨赞法师担任主编的《华藏世界季刊》创刊号一则佛教简报中亦明确指出:“武林佛学院系杭州市诸山长老弘伞月涛若瓢等所缔造。”据此,毫无疑问若瓢等杭州各大丛林长老为武林佛学院“缔造”者,即创始人。

  在武林佛学院创建过程中,若瓢法师确有首倡之功。关于若瓢法师,史料中鲜有提及。冷晓在其《近代杭州佛教史》(1995年6月杭州市佛教协会内部印行)一书较早提及若瓢法师倡议发起武林佛学院一事:
 
  “抗战胜利后,若瓢由上海来杭,先后在净慈寺、白衣寺客住。他和祖山寺梁、凤林寺白圣等共同致力于‘研究佛陀教戒、树立僧伽规范、阐扬各宗学理、唤救世道人心’。为此,若瓢等致函杭州诸山,要求共同举办‘武林佛学院’。函称:‘佛教东来我国已历一千八百余年,与我国文化水乳交融,对于民族道德关系甚大。清末以来,各寺庙示能积极举办教育,不能与时代文化相衔接,识者痛之,本寺各著名大寺发起设立武林佛学院于灵峰寺,以谋造就弘扬佛教及住持寺庵之人才。’若瓢认为,举办武林佛学院‘事关本寺佛教前途’,呼吁重视和支持。该院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

  若瓢法师(1905-1976年)曾用名苦瓢、苦凡,俗名林永春,浙江黄岩人,是现代著名画僧,以画兰竹著称,后来还俗。解放以后,若瓢主要在上海市,曾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上海闸北区志·第三十九编人物·传略》这样记载其简历:
 
  “民国七年(1918年),因病在天台山国清寺出家受戒,拜日妙为师。以后又在上海超尘精舍向兴慈法师求教,研习佛学,并自修古文和国画。曾在浙江宁波、镇海、杭州等地寺院挂锡。民国十九年,在杭州净慈寺任副寺。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前,若瓢随雪悟法师至镇江转道来沪,进入境内七浦路吉祥寺。雪悟为当家,若瓢任知客僧和沪上文艺界书画界人士都有往来。此时,若瓢出售自己所绘的兰竹画。抗战胜利后若瓢和巨赞法师去香港开画展,在港暂居。
 
  解放后,1950年若瓢由香港返沪,仍回吉祥寺,积极参加美术界的义卖捐献活动,并参加佛教界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若瓢在上海国画界是有名望画僧,在杭州和郁达夫有交往,画家唐云来沪,若瓢协助他打开局面,张大千来沪到吉祥寺去看他,作家柯灵、桑弧和平襟亚、白蕉等人都与之有往来。1961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聘若瓢为市文史馆员。同年,任区第三届政协委员。

  关于武林佛学院成立的具体时间,冷晓认为该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此说有误。实际上,武林佛学院成立时间应当更早一些。巨赞的《论自得》一文即其是于1946年重阳前五日(农历九月初四,西元9月28日)应院长会觉法师之请在武林佛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演稿。文尾又记”1946年10月26日追记于灵隐寺“,后发表于1947年1月出版的《海潮音》28卷第1期。由此可见,武林佛学院至迟在1946年9月就已经开学,至1948年12月结束,前后大约维持了二年半左右不到三年的时间。

 
▲若瓢书画作品

  当代书法家陆康在“新浪博客”上也有一篇回忆若瓢的博文“兰竹画家林若瓢”,记录了若瓢在现代上海书画界的一些轶闻趣事。笔者猜想,若瓢法师在抗战结束后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担任武林佛学院的董事长,很可能与其用出售其兰竹画作品所得的收入支持武林佛学院办学有关。
 
  那么巨赞法师是否参与武林佛学院的筹建呢?1946年初,巨赞就回到了杭州,住在其出家之地灵隐寺,而不是冷晓所说的“次年(1947)巨赞返杭住灵隐寺。”巨赞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
 
  “1946年回到杭州,住灵隐寺,任职浙江省佛教协会及杭州市佛教会,对于佛教界的一切内幕,看得更为清楚,才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佛教教务是办不到的。那里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鸿烈,曾经鼓励我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我认为空言无补,没有理他。后来浙江省主席换了陈仪,杜伟居士当民政厅长,曾经再次对我说,愿意帮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我当时用书面向他提出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答复,也就置而不谈。事实上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太虚法师。他几十年奔走呼号,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者,受了时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师赍志以没,又不禁使我们低回惋惜,不是刚才杜工部《吊诸葛武侯》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侵略者占领下成立的伪“日华佛教会”阴影笼罩下摆脱出来,但新的佛教组织又尚未建立起来。有鉴于此,太虚大师还专程来杭州与华藏寺。通贤法师、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1873-1948,又名玉皇,为太虚大师的老友、巨赞出家时的剃度师)及居士黄士元等人接触端庄杭州佛教组织。
 
  1946年2月4日新组建的杭州佛教会成立,由却非法师任理事长。然而却非法师因不愿与闻政事,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去理事长一职,于是重新选出下天竺月涛法师任理事长,常务理事有弘妙(灵隐寺),理事:钦亮(净慈寺)、宝云(招贤寺)、洪法(昭庆寺)、却非(灵隐寺)、通贤(华藏寺)、圆成(灵隐寺);常务监事:显元(海潮寺)。而刚回杭州不久的巨赞法师则“先后担任杭州市、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协助整顿杭州佛教组织。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杭州佛教会成立时的“理事会”名单中无巨赞法师,但在巨赞法师的回忆中曾说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曾经鼓励他拟定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民政厅长杜伟居士也要帮他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说明巨赞法师确曾在杭州佛教会担任重要角色。巨赞法师以太虚在杭州改革佛教受挫和自己的经历,认为在当时条件侈谈佛教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暂停在灵隐寺的巨赞一方面广泛搜集武林(杭州)方志掌故,考证史实,撰写出版了《灵隐小志》,还参与创办《华藏世界季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同与巨赞由香港回到杭州灵峰寺担任住持的若瓢法师向杭州诸山长老发出倡议,筹办“武林佛学院”。巨赞与若瓢两人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平素与进步文人往来较多,“抗战胜利后若瓢和巨赞法师曾一同去香港办画展”。因此,作为却非法师之弟子的巨赞以灵隐寺常住的身份亦参与发起成立武林佛学院,并协助若瓢担任佛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这一点还是比较可信的。

三、太虚大师及其门下诸弟子对武林佛学院办学的重要贡献

  武林佛学院成立后,太虚大师门下诸弟子对武院的贡献最大。其中,会觉法师是受太虚大师的委派担任武林佛学院的首任院长。然而关于会觉法师的史料十分缺乏。冷晓在《杭州佛教史》“后记”中亦提及此项:“如若瓢、会觉、枯木、了悟等等,均为一代名僧,但由于史料匮乏,不能彰前贤之懿范,实为一大遗憾。”

  曾亲近太虚大师的演培法师在《演培上人自叙传》中回忆说,他曾受太虚大师委派来杭州负责武林佛学院的教学事务,后来太虚大师又让会觉法师前来担任武林佛学院院长。时值中国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演培法师与印顺法师、妙钦法师一起离开重庆汉藏教理院返乡,辗转来到上海见到时住玉佛寺的太虚大师,向其问礼:“在礼别大师时,大师忽又叫住我们说:‘你回来也好,杭州现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妙兄(妙钦法师)急于要回厦门,要我先去负责教务,回来可在学院讲课。就这样,我又负起杭州武林佛学院的责任。杭州是世界有名的风景优美的地方,但学院设在‘灵峰观梅’的灵峰寺内,寺固残旧,交通亦不方便,但确是读书的好环境。后来大师来信,说已请会觉法师来任院长,我非常的欢喜,因会觉长老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佛学诗文均有极深的造诣,而我在阁院读书时,亦曾听过他老讲《圆觉经》,现在得再亲近,自是最为理想。嗣后妙兄果来灵峰,为学僧讲舍颂。”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武林佛学院初创时期,太虚大师就十分关心武林佛学院的办学情况。印顺法师在自传《平凡的一生》中也记录了太虚大师命其来武林佛学院任教一事:“三十六年(42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太虚大师。大师那里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里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与妙钦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太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

  太虚大师常来杭州,与杭州佛教渊源颇深,也非常喜欢灵峰的梅花。当时太虚虽然身在上海,但依然惦记着时下正盛开着的灵峰梅花。遗憾的是,不久,即1947年3月12日太虚大师中风旧疾复发,壮志未酬身先卒。此时正值杭州梅花开放的季节,印顺与演培、妙钦等闻讯后,匆忙之中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回沪,作为献给太虚大师最后的供养。

  因此,完全可以说,武林佛学院是在当时国内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的支持和关心下建成的。但由于抗战胜利后,受国民政府委托,太虚大师担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主任一职,主要忙于全国及各地佛教组织的整顿、重建,太虚大师虽然曾来杭州重建佛教组织,也积极支持创建武林佛学院,但限于精力没有也不可能参与武林佛学院创建的具体事务。但其门下的印顺、演培、妙钦以及会觉任教职。

  初建之初,由演培法师暂时负责教务,妙钦法师来院以后为讲“舍颂”(俱舍论颂),后来担任教务主任。在太虚大师诸弟子中,印顺法师在武林佛学院任教的时间最短(“我去了几天,就得到太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妙钦在武林佛学院教了近一年;仁俊于1948年转赴上海静安佛学院任教;演培在杭州武林佛学院的时间较长,直至1948年冬方应印顺之邀离开杭州,转赴厦门南普陀寺协助印顺法师等创办“大觉讲社”。而就实际影响来说,曾担任院长的会觉法师对武林佛学院的影响和作用要更大一些。

  会觉法师实即枯木会觉。在徐孙铭、文平志等所撰《道安法师法脉传记》一文中有段文字提及会觉法师即“枯木会觉”。

  “枯木会觉(1892-1971)法师,为太虚门下四大弟子之一。历任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武林佛学院讲师。晚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民国三十七年(1948), 枯木长老有意回南岳,然格于旧规,拿不出进寮房的金元券而为难。明真法师、法舫法师有感于山中日见零落,希望祝圣寺住持道安法师(1907-1977)能为佛法而珍惜会觉长老。道安法师认为南岳各寺买卖寮房之举是败坏佛教风气,对会觉长老这样的硕德因缺乏买寮房的钱被拒之门外决不赞同,主张废除陈规。道安法师立即召集会议,打破此项卖寮房陋习,议决各方大德长老来此无力买寮房者即送之,非大德长老者,纵有金钱堆如山亦不卖。九月二十三日,道安法师亲自代表全山给枯木会觉写信,欢迎会觉法师回南岳。这项小改革反映了道安法师尊重僧才、大胆革新旧制的眼光和魄力。”

  由此可知,会觉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高足,湖南人。会觉又称“枯木会觉”,也就是说会觉与“枯木长老”实为同一人。冷晓等人认为“枯木”为武林佛学院第二任院长,实乃误将“枯木会觉”误读为“枯木”、“会觉”两个人。会觉为太虚门下“四大弟子”之一,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其佛学、诗文均有极深的造诣,历任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武林佛学院教师,晚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演培等人称之为“会觉长老”,可见其年龄、资历显然要长于演培、妙钦和印顺等人,德高望重,故成为武林佛学院的首任院长人选。鉴于此,会觉法师亦是受太虚之委派,来杭州担任武林佛学院首任院长亦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纪念巨赞法师诞辰110周年梵呗音乐会配乐诗朗诵《向巨赞法师致敬》

四、出任武林佛学院第二任院长时期巨赞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

  巨赞法师虽然曾经参与武林佛学院的筹建,但在武林佛学院成立后的前一、二年,虽然也曾应会觉之邀来此讲学,但并未介入武林佛学院的办学事务。他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着眼于当时国内外的佛教及社会形势,为今后的佛教改革作准备。
 
  1947年以后,随着太虚大师的去世,加上国内战事日趋紧张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动荡,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妙钦、演培及会觉法师等人也相继离开武林佛学院至厦门(闽南佛学院),此时武林佛学院的办学困难也日益加剧。1948年,杭州佛教界的尊宿、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圆寂。正是在这一非常时期,巨赞法师临危受命,“杭州佛教会推举巨赞法师出任院长”,接替因病辞职的会觉法师担任武林佛学院的第二任院长,负责武林佛学院后期的教学与管理。

  关于武林佛学院最后半年办学的窘况,当时曾在武林佛学院任教、与巨赞法师一起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维持武林佛学院教学各项事务的方兴居士曾撰有《于狮子吼听法音——忆巨赞法师》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武林佛学院的经费,是靠杭州灵隐、净慈、三天竺、昭庆、凤林等诸山摊派的。巨院长当时是杭州佛教会的秘书长,对杭州的佛教界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几乎天天奔走于各寺庙之间筹集经费。一次,我与巨院长到灵隐去催交欠款,方丈宏(弘)妙又念起苦经。我对他说:‘佛学院是杭州佛教会办的,诸山负担,义不容辞。现在佛学院已经揭不开锅了,你再赖账,我只有领导饥民暴动,把学生带到灵隐来了,看你怎么办?’这本是一句戏言,没有想到宏妙马上改口说:‘您别发火,让我想想办法,保证两天内将粮送到院里去。’回院路上,本以为巨院长一定会夸奖我,哪知道却挨了他一顿批评:‘今后你说话要当心点,饥民暴动一类的话,千万不能再说。特务多如牛毛,万一被戴上红帽子,那可不是是好玩的。’对他的批评我只有投以感谢的眼神,佩服他的警觉和细心。到1948年底,学院经费来源全部断绝,经巨院和我反复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暂时停课。”由于时局混乱,经费匮乏,武林佛学院最终于1948年12月停办,人员纷纷四散而去。巨赞法师则转道香港到北京,为新中国佛教的重振和复兴而往来奔波。

  武林佛学院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其在当时佛教界的影响却不容小觑。据1947年8月出版的《华藏世界季刊》“佛教简闻”报道:“武林佛学院自开办以来,虽仅一年而风气淳朴,教学谨严,为全国冠。”不过由于经费紧张,故招生名额有限,预科生30名结业后,只能招“正科”生20名。演培法师也回忆道:“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老师阵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会觉院长牛事虽高,但对办法仍极热心,看到学院办有成绩,老人亦感到很欢喜。武林佛学院如果办下去,相信还会有很好的成绩。”

  1946年4月巨赞法师曾应请至广州六榕寺时,见年轻的妙峰法师聪明好学,遂携至杭州,安置在武林佛学院就读。后来曾得虚云老和尚付未能,为云门宗第十三代传人的佛源老和尚,亦是在巨赞法师安排下于1947年7月以后来武林佛学院学习的。

  武林佛学院在当时佛教界所产生的影响与太虚大师、会觉法师及巨赞法师的全新的佛教教育思想及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太虚大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林佛学院的创建与管理,但因两任院长会觉法师、巨赞法师或为其弟子或有师徒之谊,因此武林佛学院办学过程中秉承和贯彻的仍然是太虚大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和理念。

 

  据《海潮音》记载,枯木会觉曾为武林佛学院制定“学约”(即“校训”),内容如下:一、谨僧格以住持三宝,二、勤学问以广明教化,三、正思惟以深入法藏,四、笃行持以资生悲智。——三十六年九月于武林佛学院正科开讲,会觉。

  太虚大师佛教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养成僧格”。太虚大师曾说:“僧之僧格,即如人之人格一样。假如僧不具僧格,即不能谓之为僧。前面所讲的和合众,是由分子构成的团体;而僧中的分子,必须具有僧格。”那么,如何养成僧格呢?关键在于要“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太虚大师通过创办佛学院的实践,将现代学校教育的理念引入佛教教育,从而将“谨僧格与勤学问”相结合:“佛学院创办之唯一宗旨:一、依照丛林制度,组织普及僧俗修习佛法之学院;二、仿照学校课程,使容易造成适应现代弘法之人才。”


  不难看出,会觉法师所订立的武林佛学院《学约》,忠实地秉承了太虚大师的佛教教育理念,这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新成立的现代佛学院教学与传统佛教教育的不同之处。
 
  作为武林佛学院第二任院长,高僧巨赞法师也有着丰富的现代佛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1933年他曾应重庆“汉藏教理院”之请到汉院任教。1936年在厦门的闽南佛学院任教。武林佛学院创办以后,巨赞法师“新佛教”的佛教教育思想和主张在他主持的武林佛学院期间更是得到较好的执行和落实。
 
  1946年9月巨赞法师在武林佛学院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论自得》讲演中曾说:“当然中国佛教的命运,我们是寄希望于新僧的。”可见,巨赞完全支持太虚大师所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寄希望于通过佛学院实行“开放式教学”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在巨赞主持佛学院期间,他力主开放式教学。他认为,佛经里明明写着菩萨上求佛道当于“五明”中求,佛学是“五明”中的一明,所以只能占有一周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大量学习时间应放在文化知识方面。他说:“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寸步难行。”他鼓励学僧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等,并认为不读这些书,就不知道什么是世间法,不懂世间法,对于世间法的理解也就无从下手。他将自己的积蓄购买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供学僧阅读。于是武林佛学院读书成风,关心国事在风。

  在巨赞法师担任武林佛学院院长、主持武林佛学院院务期间,特别注重开放式教学和启发式教育,巨赞法师要求学僧不仅要勤奋阅读佛典,而且要学习外语,阅读文史哲等学科的书,关心国家大事,经常阅读报纸新闻。巨赞法师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世间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间的佛法。
 
  遗憾的是,由于时局动荡,办学经费来源也逐渐断绝。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被迫停学,学员也四散而去。巨赞此时也离开大陆,往来奔波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新中国成立前后,巨赞法师为新中国佛教改革积极奔走呼吁,他还曾上书毛主席建言献策,积极参与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的筹备、成立工作。在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成立后,巨赞法师曾担任副会长、副院长,并在佛学院亲自授课,以实践其佛教改革的思想和人间佛教的理念。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巨赞与赵朴初二人被推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成为新中国660位“开国元勋”之一。这些都足以说明巨赞法师对于新中国佛教改革和振兴佛教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纪念巨赞法师诞辰110周年文化系列活动”研讨会论文集 


撰文|张家成
摄影|一叶
责编|妙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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