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夺目的文学形式——唐诗宋词也碰撞出了绚丽的火花。宋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重要时期，生活在宋代的文人墨客也因此受到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

陆游（1125—1210）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少时的陆游因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其诗歌文集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然而，以报国为念而又壮志难酬的他，经常接触佛教，思想上也受到佛教影响。青年时，陆游曾多与名僧、禅师往来；晚年时，更有“身似头陀不出家”的诗句。

陆游于淳熙十五年（1188）冬到临安（今杭州），淳熙十六年冬（1189）被弹劾、罢官，后返回故里山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直到嘉泰二年（1202），陆游被再次启用，来到临安。这期间，他与驻锡杭州灵隐寺的松源崇岳禅师（以下称松源禅师）往来密切、友谊深厚。松源禅师是庆元三年（1197）入住灵隐寺，在灵隐寺住持六年，嘉泰二年八月四日圆寂。从陆游的家乡山阴到临安，路途并不遥远，陆游与松源禅师的交谊就是在松源禅师住持灵隐寺之时。

《南宋元明僧宝传》中记载：松源禅师“以心学无闻语，接陆游枢密。游得证后，隐镜湖，自称放翁”。松源禅师圆寂时，适逢陆游再次被启用到临安，松源禅师的僧徒请陆游作《塔铭》，陆游怀着对禅师的钦佩之情，执笔写下了禅师的生平事迹。

陆游早年接触佛教，不仅仅接受其义理，也亲身体验修习的过程，久而久之，佛教文化已经融入到陆游的日常生活之中。早在绍兴二十四年（1155年），陆游作《和陈鲁山十诗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为韵》，诗中便用“面壁”等佛教典故来表达思绪。此类早期作品，蕴涵的佛理还较为肤浅，而蛰居山阴与松源禅师交谊后，陆游对禅理、禅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临济禅的禅思更深层次地浸润了陆游的思想。

松源禅师的机锋使陆游在心性上有所开悟。《佛法金汤编》（卷十五，明代，心泰编） 记载：“（陆游）尝问松源崇岳禅师云：‘心传之学可得闻乎？’师云：‘既是心传，岂从闻得？’公领解，献偈曰：几度驱车入帝城，逢僧一例眼双青。今朝始觉禅家别，说有谈空要眼听。” 禅师所倡导的“顿悟”“心传”“任性”禅观，被陆游演化为浓郁的诗境和诗情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中，开拓出了新的表现领域和新的意境。

陆游在《不睡》中写“虚窗忽报东方白，且复翻经绣佛前”，可见陆游受佛教思想影响之深远。他在《庵中夜兴》中写道：“示疾维摩无侍者，夜阑自掩草庵门。”禅宗将《维摩诘经》作为宗经之一，陆游开篇即说“示疾维摩无侍者”，意思是说，在这纷扰的世事中，现实的苦难让人充满烦恼，因此要像维摩诘那样心无挂碍。这既是示人，也是自慰。

陆游晚年隐居山阴，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提到入寺、见僧。如《野寺》：“闲行入野寺，僧饭鼓其镗。”朱熹称赞陆游的诗“语义超然”，这超然的韵味实际上就是陆游把禅意与诗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禅语和心灵境界、人生感受结合起来，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形成泯合物我、淡中有味的“深远”“曲折”的意蕴。

陆游诗歌创作的成就，展示了南宋时期僧俗交流的一面，更成为杭州灵隐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本文2020年4月14日刊载于《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