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湖灵隐山麓的灵隐寺，为杭城最早的古寺，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距今已有1670多年了。

    灵隐寺的创建，颇具传奇色彩。前章已经提到过，印度僧人慧理从中原云游入浙，登临灵隐山时，见山中一峰似曾相识，说："此乃天竺灵鹫山一小峰，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在飞来峰下卓锡建寺，连建五刹：灵鹫、灵隐、灵山、灵峰、灵顺。除灵隐之外，其他四寺或废或更，均已不存。寺院初创之际，佛法不盛，一切禅林规制，初具雏形。僧不甚众，游客清淡，香火寂寥。所以刘宋智一法师住持时，因寺院法务清淡，有足够的时间来啸聚群猴， 自称猿父，与之玩耍竟日。

    到了南北朝时，佛界喜得福音，门阀士族竭力提倡佛教，信奉佛法，广建浮屠。当时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等都大力推崇佛教。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萧衍下诏"舍道归佛"，将佛教奉为国教，随即大兴土木，建寺立塔。一时间，佛刹林立，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盛况。杭州为南朝属地，自然就出现了不少佛寺。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皇帝爱佛教，便会到处见到寺院，听到梵呗钟声。当时，在杭州，就建有天真寺、净空寺、东林寺、建国寺、发心寺、孤山寺等，还有许多俗家居士，舍宅建寺，供奉香火。灵隐寺也得到了梁武帝的青睐，赐田扩建，规模粗具，香火渐盛。不过，这样的好时光不长，至北周武帝年间(561-578年)，一度宣布废佛，并下令僧徒还俗，焚烧法器佛典，将寺庙充作公产。尽管这次法难对北方寺院打击很大，南方寺院稍好，但也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有些胆小的僧人，风闻法难之声，便悄悄溜走，还俗的还俗，隐居的隐居，致使灵隐寺陷入冷落荒寂之中。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隋文帝不但恢复佛教，还派僧人慧诞法师来杭弘扬佛法。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与莲花峰之间的栈道，建神尼舍利塔(后倾圮)。到了唐代，灵隐寺宇已具相当规模。唐朝茶圣陆羽的《灵隐寺记》载："晋宋已降，贤能迭居，碑残简文之辞，榜蠹稚川之字。榭亭岿然，袁松多寿，绣角画拱，霞晕于九霄；藻井丹楹，华垂于四照。修廊重复，潜奔潜玉之泉；飞阁岩晓，下映垂珠之树。风铎触钧天之乐，花鬘搜陆海之珍。碧树花枝，舂荣冬茂；翠岚清籁，朝融夕凝。"

    陆羽，唐肃宗时人。当时他为了撰写《茶经》，考察茶山，曾寓居过灵隐。他还写过《二寺记》："南天竺，北灵隐，有百尺弥勒阁、莲峰堂、白云庵、千佛殿、巢云亭、廷宾水阁、望海阁。"可以说，陆羽的记载是非常可信的，当时，灵隐寺的规模已非常了得。寺宇的规模一大，天下高僧云集。唐长庆时(82l一824年)，灵隐寺僧道峰专修"华严宗"，他常在灵隐寺本山和杭州各寺之间讲经说法，信徒甚众。据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载：唐长庆二年(822年)，道峰在龙兴寺开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时，听众达数千人之多，盛况空前。

    华严宗也名"贤首宗"，以其创始人唐僧法藏受赐"贤首"之号，故名。该派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认为佛教由浅入深可分五个层次：小乘(即声闻小乘教)、始教(即大乘初阶)、终教(即大乘终阶)、顿教(顿超顿悟法门)、圆教(圆满无缺无碍之理沦)。又以"六相"、"十玄"、"三观"作为基本思想。阐发了《华严经》有关"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无尽圆融"的教义，并以"圆融无碍"作为最高的认识境界。该教融入儒、道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灵隐、天竺诸寺，皆奉华严宗，一时间，宗风甚炽。

    继北周武帝毁佛之后，唐会昌五年(845年)，发生了佛教史上再一次大规模的"会昌法难"事件。唐武宗力主排佛废佛并禁佛。灵隐寺噩运难逃,寺毁僧散，钟寂烟灭。其后，稍作恢复，然一时难成气候，仅延香火而已。到了吴越王钱镠时，情况大有改观。相传，钱氏寒微之时，初奉道教，后遇高僧法济，对他说"他日独霸吴越，当须护持佛法。"并劝他："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以佛法为主。"他对法济禅师十分尊重，"见必跪拜，檀施丰厚，异于常数"。法济圆寂时，他亲自撰写赞词并亲执丧礼，追谥为"建初兴国大师"。临终时，钱氏又告诫他的儿子："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故吾常厚顾此山焉!他日汝等无废吾志。＂于是，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使得杭州城乡，遍布寺院。寺与寺之间，梵音相闻，僧众云集。据史书记载：＂吴越国时，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胜举目矣。＂吴越寺庙"倍于九国"，扩建创建的寺院有史可据的就有二百余所。在杭州的历史上，吴越时期，吴越王"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保境安民，休兵乐业。清明向上的"吴越之治"，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吴越时期的摩崖石刻，佛像塑造、佛经雕刻特别丰富，寺宇园林、佛塔经幢随处皆有。学佛习禅之人日渐增多，佛门禅坛的诗词文章层出不穷，灵隐寺再一次佛光重现。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吴越王钱弘仿曾扩建灵隐寺为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一时间僧众三千之多，常有异邦僧侣前来取经。后周显德七年(960年)，他又从奉化请来高僧延寿主持灵隐寺，新建僧舍五百余间，建石幢二座。东建百尺弥勒阁，西有祗园，共有殿宇房舍一千三百余间，廊庑曲折萦回，自山门左右连接方丈，称寺为"灵隐新寺"。从宋初文学家罗处约的《重修灵隐寺碑记》可以看出，那时的灵隐寺建筑精美，环境清幽，内部装饰非常华丽，寺容极为庄严。苏东坡《游灵隐寺》一诗中有"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之句，可以想见灵隐寺在那时的空前盛况。唐人司空曙《灵隐寺》曰：

春山古寺绕烟波，石磴盘空乌道过。

百尺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萝。

云生客到侵衣湿，花落僧前覆地多。

不与方袍同结足，下归尘世定如何。

    诗中的"百尺金身"与"万龛灯焰"，足以说明当时灵隐寺寺容之伟，规模之大。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与僧侣结成方外之交。身处尘世久了，身心疲惫不堪，偶尔到寺院走一走，便会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我来恍入金天界，三伏蒸炎半点无"，宋戴复古也有"生无适俗韵，老欲结僧缘"之句，颇能道明世俗中人暂避尘世之想与偶得清静之望。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年)，真宗赐名"景德灵隐禅寺"。皇室对灵隐寺非常重视，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章懿太后赐脂粉钱九千五十四贯给灵隐寺，作为修茸寺庙之用。后又因灵隐寺斋僧施粥的需要，于天圣八年(1030年)，将位于杭州、秀州(今嘉兴)两地良田一万三千余亩，赐与灵隐寺作为庙产。景佑二年(1035年)，住持延珊将凿制于开宝二年(969年)置于吴越王家庙奉先寺(现已废)的经幢两座移至灵隐寺天王殿前。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赐御绣《观音心经》二卷、《回銮碑》及飞白黄罗扇等御用之物。庆历年间，丞相韩琦、参政欧阳修等奏赐契嵩所著书《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三书(合称《嘉佑集》)和《辅教篇》等入藏。宋仁宗准奏下旨传法院编入《藏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契嵩是北宋云门宗的名僧，主张融合儒释两教，以佛教"五戒"、"十善"会通儒家的"五常"。他著有《原教论》一书，竭力反驳排佛者，以"原教论明，儒释一贯"的立论，来维护和阐发佛教教义，强调佛儒两家都以"教人为善"为宗旨，"相资善世"，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敬重。自此之后，灵隐寺名闻遐迩，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当时的灵隐寺已成天下禅宗圣地。苏轼任杭州知事时，政暇之际，常到灵隐寺休闲赋诗，不但将白居易所书"冷泉"两字之后补上一个"亭"字，还写了许多有关灵隐寺的诗句，其中《留题灵隐寺方丈》一诗，描绘了当时灵隐寺晨钟暮鼓、香火鼎盛的寺庙盛况：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乔木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笔柳与蒲。

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

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宋高宗为保皇位，偏安东南一隅，不思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却大力宣扬他的"孝道"，将一些名刹梵宇改为祀庙斋宫，把净慈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并于绍兴五年(1135年)，将灵隐寺改为"灵隐寺崇恩显亲禅寺"。高宗和孝宗时常到灵隐寺进香，闲暇之际，挥洒翰墨。宋理宗把显亲禅寺原有的大雄宝殿改名为"觉皇殿"，另外赐书"妙庄严域"四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评定浙江禅院，径山为第一，灵隐次之，净慈又次之，宁波天童寺又次之，阿育第五。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诏令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于禅寺。乾道六年(1170年)，赐灵隐寺住持慧远号"佛海禅师"。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亲临灵隐，宣慧远奏对，又赐号"瞎堂禅师"，改法堂名为"直指堂"，又赐瞎堂禅师"直指堂"印。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灵隐寺仿净慈寺建"田字殿"，塑五百罗汉。一时间，杭嘉湖地区盛传"数不清的灵隐罗汉"。在元一代，共90余年，灵隐寺有建有毁。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宋理宗赐号的"觉皇殿"蠹朽倾颓，由寺僧慈照、住持正传与平章张缔重修，历时四年，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竣工落成。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竹泉法林禅师自净慈寺迁往灵隐，一度宗风甚炽，朝廷授其金斓衣。不久，因他长期云游会稽山中，行院具疏奏请朝廷下旨并多次请他回归灵隐。他勉强答应住了三年，就退居了幻庵。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寺毁于兵火，损失惨重。尽管住持辅良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重修，但仅建了方丈室与伽蓝堂，灵隐寺的盛况已不再，曾经有过的"食罗千夫"、"撞钟击鼓"的盛况已成过眼烟云，灵隐寺的衰落于元代初露端倪。

    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是一介僧人，所以朱元璋定都金陵(今南京)后，就诏今天下举荐佛门高僧，召开了"无遮大会"。灵隐寺为江南名刹，自然派了不少僧人前往参加。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把灵隐寺住持见心复来召至京说法，轰动朝野，四众归敬。明太祖亲封他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斓袈裟，并命他撰"正心"、"崇本"、"观道"、"敬贤"四箴。后因胡唯庸案牵连而被下狱杀害。

    明代初创之时，崇尚佛法，不久，就以整顿为名，对各寺庙采取种种限制的措施。灵隐寺僧怕"法难"惨剧再一次降临，便主动把宋时朝廷所赐的杭、秀(今嘉兴)两州庙田一万三千亩交还朝廷，以免灭顶之灾。灵隐寺僧的这种做法，深得明太祖赏识，所以他把其中的部分田地赐还给灵隐寺。洪武三年，灵隐寺失火，损失较重。洪武十七年(1384年)，住持慧明重建了觉皇殿，改寺名为"灵隐禅寺"。因一时资金不足，佛殿内的佛像直到永乐元年(1403年)才增塑完毕，由僧善才募施装修大佛诸天及诸供具。觉皇殿总是多灾多难，至宣德五年(1430年)，觉皇殿再次毁于火。宣德七年(1432年)，由住持昙缵建左右翼门和面壁轩，继由住持良阶重建觉皇殿。据说，殿中有丈余长的拜石，刻有花卉鳞甲文，工巧如画，精美异常。但整个殿宇，部分堂室已圮废糜朽，旧观实难重现。

    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寺僧弦理建直指堂，堂额为张即之所书。这时，寺内已恢复建有弥勒阁、莲峰阁、千佛殿、延宾水阁、望海阁及白云庵、松源庵等，稍具旧时规模。隆庆三年(1569年)，灵隐寺全寺均毁于雷火，仅剩直指堂。其时正值海寇纷扰，无暇顾及，寺僧德明等欲图复兴，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万历十年(1582年)，才由吏部尚书张瀚、司寇陆光祖等迎如通法师做灵隐住持。至即讲经，信施颇丰。万历十一年(1583年)冬开始重修灵隐寺，历五年而成。大殿仿唐而建，用平头柱四十八，石柱十六，改觉皇殿为"大雄宝殿"。寺成后，如通禅师"开讲说法，士庶云集"。万历十八年(1590年)，如通又和僧祓秽重建理公塔，并在正殿塑五百罗汉涌壁。在弥勒阁旧址建三藏殿，其后为直指堂、方丈室。方丈室左为妙应阁，右为选佛斋，张瀚为之撰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司礼监孙隆进行修葺，并在三藏殿中置轮藏以奉藏经，计六百三十八函。轮藏之左为药师灯藏，计四十九灯；轮藏之右为水陆像藏，共一百二十五轴。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年)，灵隐寺又遭灾祸，全寺失慎于火，除大殿、直指堂等殿幸免于难外，其余悉付祝融之口。其时，昭庆寺与上天竺也焚于火，似乎那段日子，祝融氏心情十分恶劣，大有"逢寺便吐火舌"的味道。

    灵隐寺到了明末清初，已成一"苔寮藓壁"的破败惨状。那时，灵隐寺建立了"房制"，共有二十四房。"房制"就是把各院落分作私人产业，一切收支及招收僧徒等事，外人不得干预。灵隐寺住持，由各公房推选，看上去俨然成了一个部落，世俗之味浓重，而道风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各房除了公事，其他的事都自顾自的，谁也无心修复寺院殿堂。当时的住持是豁堂禅师，他自幼在灵隐寺出家，受戒后，遍参名师，得法于三峰法藏禅师，由各公房推举当了住持。他把自己的方丈称作"破堂"。面对满寺零落残败、风雨飘摇的凄凉景象，豁堂禅师自知难以使灵隐寺起死回生，便请在扬州弘法的深交具德和尚来重兴灵隐古刹。

    具德和尚法名弘礼，是三峰法藏法师的嫡嗣，天童密云法师的法孙，为临济宗三十二世，不管到哪儿开堂说法，均受到僧众信徒的欢迎。《灵隐寺志》载："道风广被十座道场，位下法从动以千计。"清顺治六年(1649年)，具德和尚仔细地核查了明末如通和尚修造灵隐寺旧籍，共花银八万两。而到具德和尚时，工料价格倍增，没有百万银子下不来。众僧竭力反对。具德和尚力排众议，历尽千辛万苦，花了十八年，终于使灵隐寺面貌焕然一新。灵隐寺大雄宝殿上梁之日，前来观看的人达十多万! 《灵隐寺志》载："自建造以来未见若斯盛者也!"

    具德和尚修复后的灵隐寺规模非常之大，共建成"七殿"、"十二堂"、"四阁"、"三楼"、"三轩"等。

    另外，还仿净慈寺建有"五百罗汉殿"，也称"田字殿"，共五十四间，建于西禅堂下。《湖山便览》卷五记载："法像小于净慈，而完好过之。"除此以外，尚建有双桂室、香积厨、圃室，浴室、各寮房公所等。同时，寺里寺外，广植树林，称为"玉树林"。梵宫庄严华丽，时誉"东南之冠"。具德和尚惨淡经营十八年，使得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灵隐寺志》称："虽曰重兴，实同开创。"王益朋在《重修灵隐寺碑记》里盛赞灵隐寺："钱塘三百六十寺，未有先此者也。"后人评说灵隐寺历史，说"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可见这三人名望均很高。具德和尚可以说是一个改革家，经过他的十八年努力，终于使灵隐寺的积弊尽除，禅风重振，时人皆称灵隐寺为"东南第一山"。不过，灵隐寺有这一天，还得感谢豁堂禅师，如果当初没有他慧眼识高人，把具德和尚请到灵隐寺来重整禅院，恐怕"东南第一山"的美誉还没这么早就能得到。

    继具德和尚主持灵隐的是晦山和尚。据《灵隐寺志》载：晦山和尚具大才，未出家时，与吴梅村先生为同窗好友，文名甚著。明甲申(1644年)春，他听说李自成破京，崇祯殉国，就恸哭焚书，无意于仕途。《灵隐寺志》载曰："以金刚王宝剑斩断葛藤，于千华老人处受具，于具德老人处传法印。"他曾当过几个大丛林的方丈，著《锻炼禅人说》十三篇，为诸方所钦仰。住持灵隐寺后，不改故常，建飞来峰碑坊、具德和尚慧日塔院、普同塔三座，以补未备。但晦山和尚的功迹尚不在此。他主要的功德在开示后人，得正法眼藏。《灵隐寺志》记载"每结制一七之期，必有数人省发正法眼藏之利益。学人有如此滹沱绝学，重开生面，以大展具老人未竟之绪，灵隐重兴，固不在殿宇鼎新已也。"意思是说，具德和尚因把主要精力花在重振灵隐寺的建筑上，而很少有时间去开示后人，而晦山和尚正好弥补了具德和尚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情，其功甚伟!

    据《云林寺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杭州时，驾幸灵隐寺。当时的住持是谛晖，请康熙皇帝题一块匾额。康熙亲书"云林"二字，灵隐寺遂改名为"云林禅寺"。之后，康熙皇帝在三十八年(1699年)、四十二年(1703年)、四十四年(1705年)又三至灵隐，均有记游诗文留下。

    清雍正六年(1728年)，由总督李卫重修大雄宝殿、天王殿及诸堂宇楼阁等。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初二日，颁帑金五百两，斋僧二千人。

    乾隆初年，住持巨涛，嗣法谛晖，博涉群书，于佛学造诣颇深，为朝野所重。当时的光禄少卿扬州的汪应庚来游灵隐，与巨涛一见如故，捐资重修大雄宅殿及其他殿、堂、阁、轩、楼、亭等数十处，又补饰五百罗汉，修理合涧桥、龙泓洞、鹫峰径等，总共用去二万余两银子，从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至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历时三年。

    乾隆年间，乾隆帝分别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年(1755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驾幸灵隐，都有诗记游，刊刻于石，至今仍立在寺前碑亭之中。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布政使徐恕及司道各府，因灵隐寺年久失修，捐款修葺。那时，全寺僧人五百余人，食用浩繁，又无田产，糊口之粮全向居民募化而来。因灵隐寺靠近天竺，故用天竺的香火钱来贴补灵隐斋粮的不足。这个办法得到朝廷核准，永远遵守。四十四年(1779年)，因灵隐、天竺两寺同一住持，顾此失彼，难以兼顾，只得恢复分管旧制，至今天竺每年津贴灵隐斋粮银二千两。这个办法，直到民国以后才取消。

    清嘉庆、道光两帝，对灵隐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与关心，曾拨款给灵隐，作为修复与兴建的费用。据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灵隐寺毁于火。工程浩大，恢复不易，只得奏请朝廷，特赐帑金一万两重修。官员捐款一万一千两，加上富绅汪大临、金肇新等捐资，共得银十万七千两。当时的住持是仪谦，前前后后向浙西绅士募得银二万两左右。这次的修复工程，开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的七月七日，竣工于八年(1828年)的四月十六日，共用银十三万七千余两，使得灵隐"还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十四年(1834年)，阮元为浙江巡抚，对灵隐关照有加。他主持刻朱熹、翁方纲等集成，议藏灵隐，故建了"灵隐书藏"。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对书籍加以编号，制订管理条例，并选寺僧玉峰、偶然两人按照所订条例来管理书籍，阮元亲自撰写＂灵隐书藏＂。灵隐书藏，内容丰富，有宋明教契嵩禅师的上堂槌，宝达的照佛镜、白沙床，宋孝宗赐的直指堂印，范仲淹所遗之床，秦桧赠送的斋僧锅，龙文拜石，沈周飞来峰图、灵隐山画卷，程嘉燧的冷泉亭图，李流芳的西湖卧游画册、冷泉红树图，宋天圣八年(1030年)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另外，还有董其昌、密云、三峰、谛晖、巨涛、陈鹏年、翁方纲、胡高望、王时敏、张照、梁同书、白松麟、石韫玉等人墨迹。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毁，灵隐寺仅存天王殿与罗汉堂。灵隐书藏中的珍贵藏物大量流入民间乃至湮没。

    自此之后，住持是贯通，他是天竺法镜寺僧，到了灵隐寺后重修联灯阁、大寮、库房等房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圆寂。继贯通法师做住持的是昔征和尚，他在灵隐寺住持十年，曾得到盛宣怀的护持，于宣统二年(1910年)重建大雄宝殿，高十三丈五尺。建殿木料是清廷从美洲购买而得，原系修理颐和园的，因时局不稳，无法整修，故而南运杭州，修建灵隐。这是灵隐寺在民国以前的最后一次整修。

    民国6年(1917年)，又建大悲阁。之后住持是心融法师，毫无建树。民国9年(1920年)，慧明做住持，他自己以脱略著称，将全寺事务交由监院却非打理。民国19年(1930年)，慧明示寂，却非继任，锐意整顿，重修翠微亭、春淙亭并天王殿，使寺宇旧貌换了新颜。

    民国25年(1936年)冬，罗汉堂失火被毁，前代所遗之物，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韦驮像了。民国26年(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市民逃难到灵隐与天竺。经十字会设难民收容所于灵隐，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嘈杂无序，惨不忍睹。当时灵隐寺内的客堂、伽蓝殿、梵香阁及东山门，都因难民夜半失戒于火而被毁。

    却非和尚眼见处境艰难，暂去上海避世。寺庙无主，情形更见窘迫，寺僧无以为炊，常露饥饿之色。抗战结束后，却非和尚返回灵隐寺，虽说退居二线，然仍主操寺务，于1948年冬圆寂。

    解放之后，由于灵隐寺大殿遭受白蚁蚀蛀，大殿正中部分倒塌，佛像被压毁。1952年夏，由民政厅组成"杭州市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主持修复工作，由政府拨款，经两年多时间，大殿终于竣工。有关大殿佛像的塑造问题，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

    50年代时，灵隐寺的住持是大悲法师，他率领寺僧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将百亩土地交公，并废除"子孙制"等不合理制度，实行"十方丛林制"，整饬寺院戒律，并要求寺僧诵经学佛，锐意进取，一改以前寺僧散漫习气，使灵隐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十年浩劫之初，一股破"四旧"的狂风震撼着宗教界，灵隐寺受到极大的威胁，所幸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才使灵隐寺逃过大劫，得以保存下来。

    1975年，因接待国宾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于当年11月开始进行全面整修，共耗资一百三十余万元。寺内佛像，全部贴金，石塔与经幢等进行保护性整修，并对飞来峰造像进行修补。这项修复工程于1980年结束。虽说寺宇重修，但这段时期，"左"的思想影响仍很严重，寺庙中反映出不少与寺规不相符合的问题，如寺庙只能作一般的浏览景点，不举香火，不准跪拜，严重影响了名刹的形象。此时，大悲法师已经圆寂，继他上任的是尘空法师，然因寺内大多僧众被遣散回了原籍，一时间变得寺大僧少，只得设法找回原有的一些僧人，但那些僧人仍心有余悸，顾前瞻后，不安心于寺庙，弄得寺内规制松弛，宗风不振。加上寺内经费没有来源，生计维艰。

    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深入人心。灵隐寺的面貌也为之一新。1982年，实行"双轨制"，对外有"十方丛林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经费来源方面，通过实行"门票制"(香花券)，能自给自养，并能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1987年开始实施《灵隐寺总体规划》(即十年规划)，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监院根源、继云、体严率两序大众，并得到海内外众多佛弟子的护持与关心，全面整修了大雄宝殿，将佛像进行了重新贴金工作。

    1998年，木鱼法师出任灵隐寺方丈，他引领一些有才识的僧众骨干，充分发挥佛教的优良传统，按"伽蓝规制"，纵深布局，完善古刹的庄严氛围，重建了藏经楼。清浙江巡抚阮元在灵隐寺建立"灵隐书藏"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公立图书馆，可惜该楼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时隔一百四十余年，新建的藏书楼规模更大，藏经更加丰富，品位之高，前所未有。与此同时，重建了罗汉堂。

    2007年，光泉法师住持灵隐寺后，加强寺院管理，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大力弘扬佛教文化建设，使灵隐寺以更加崭新的面貌焕发出了新时代的风采。光泉法师于2011年10月8日正式荣膺灵隐寺方丈，并举行了隆重的晋院升座法会，千年古刹，一朝名蓝得主；法门重光，灵隐法席相续。

    从慧理禅师开山至今，灵隐寺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雨雪搏激流。寺宇可毁，人心未灰!经过历代僧人的不懈努力，灵隐寺屡毁屡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