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间，端午节至今沿袭着赛龙舟、吃粽子等古老习俗。同时，这一天也是爱国诗人屈原，因报国无望投汨罗江的日子。因此，人们也将端午节视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虽然，端午节已经过了，但佛弟子“向佛陀学习，爱国爱教，追随祖师大德足迹”的行愿，一直在继续。

　　爱国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佛弟子也不例外。《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云：

　　我今乐欲，酬报四恩，

　　投佛法僧，出家修道，

　　常勤精进，希证菩提。

　　四恩一般是指父母恩、师长恩、国土恩、众生恩。为了报答这四种恩德，佛弟子学佛修道，求证菩提。

　　在这个世间，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有人愿意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有人愿意做老师，教书育人；有人愿意做军人，保家卫国……总之，士农工商，三百六十行，大家都在自己的行业和本位上，服务着社会，利益着民众，贡献着国家。爱国有多种形式方法，学佛修道也是报答国家恩的一种方法。

　　尘世的恩爱与名利为世间人所爱重，难以割舍。而出家人看破放下这一切！《顺治皇帝出家偈》赞叹出家人：“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出家人辞亲割爱、剃发染衣，究竟为了什么？就是舍弃小家，来为大家。辞别家中的父母、六亲眷属，是为了利益度化一切如母的有情。这是出家人的初发心，出家人的本分事！

　　出家无家为大家，出家无家爱国家。出家人每天都在用功发愿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祈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祈愿世界和平，疫情等种种灾难消除。

　　常常有人问：什么是佛？佛是觉悟明白的意思，觉悟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明白了以后，应该怎么做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地奉献一切众生！这就是佛的境界。

　　在佛陀晚年，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多次阻挡琉璃王的入侵。根据《增一阿含经》记载：波斯匿王的太子琉璃王，在幼年时曾受到释迦族人的轻视和侮辱。登上王位后，在奸臣的怂恿下，兴兵讨伐本师的祖国迦毘罗卫国。

　　佛陀听到这个消息后，虽然知道这是释迦族共业所感的果报，但仍然在琉璃王军队必经的路上等待，并且刻意选择在路边一棵枯树下静坐。琉璃王远远地望见佛陀，立即下车顶礼，往白世尊：“更有好树，枝叶繁茂，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世尊回答：“亲族之荫的庇护，更胜外人。”琉璃王听出佛陀的弦外之音，于是收兵回国。

　　过了没多久，琉璃王再次兴兵征讨。世尊知道后，再次在途中阻拦，同样在一棵枯树下坐。琉璃王问了同样的问题，世尊也作了如上的回答，并特别说到亲情、族情，扩大就是国家，和自己如同根本和枝叶的关系。琉璃王因为尊重佛陀的缘故，只好再次撤兵。

　　由此看出，佛陀虽然出家修道，仍然系忆着他的祖国，他的亲族，可称得上是爱国的典范。佛陀也制戒，不得违犯国法。我们应该向佛陀学习，热爱自己的祖国、感恩生养我们的父母，努力为众生服务！

　　向祖师大德学习 爱国爱教

　　弘一大师 “念佛不忘救国”

　　在杭州灵隐寺受戒的弘一大师，他常说：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大师认为，念佛的人要常抱积极之大悲心，看到哪里有苦难，就要赶快冲向哪里去救苦救难。念佛的人虽然内心清净，厌离娑婆，不执着人间，但是要空而不空。既要空，要无我，把自己奉献给众生；又要不空，要关心人间，不忘世间的苦难，要努力去做利益众生之种种救世事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抗战时期，面对强虏入侵，国难临头，弘一大师谆谆告诫僧众，念佛的人也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不要忘记救国家，要关心众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念佛不忘救国。大敌当前，要以佛子身份恪尽职守，共纾国难。他为厦门运动会会歌谱曲，喊出了“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要“把国事担当”同仇敌忾的锵锵之声。为了号召僧众，弘一大师以悲智具足的智慧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和“最后之胜利”的口号，并撰文加以阐释，以开示众生：“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

　　在青岛弘法时，有山东大学学生来湛山寺拜见，弘一大师对他们说：佛门忌杀生，但为抗日救国，应当不惜死。抵抗日寇为救同胞，是大仁大勇行为，杀日寇是灭魔，与佛法不违背。弘一法师将念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用宗教勇猛精进的精神来实现爱国救世，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弘一大师将学佛与抗日救国统一起来，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尤为值得我们敬佩。

　　巨赞法师——爱国爱教 锐意进取

　　巨赞法师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并成为当代传奇式的爱国高僧，受到世人敬仰。

　　巨赞1931年到杭州灵隐寺要求出家，遇到在灵隐寺任首座和尚的太虚大师，太虚让他撰文叙明出家原因和抱负，巨赞模仿《庄子》的笔法写成。太虚看后十分欣赏，随即将他留下并介绍给灵隐寺方丈却非披剃出家。

　　之后，巨赞法师一直追随太虚大师，寻求中国佛教发展的新途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年仅29岁的巨赞法师从古寺清修的出家人，变身为奔赴前线的勇敢斗士。

　　巨赞法师为抗日宣传，为救国呐喊，鼓励佛教界投身全民抗战的洪流。他在集会中大声疾呼：“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魔鬼，正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1939年，他在叶剑英的支持下，在湖南成立“佛教抗战协会”、“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相继发表《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致抗日将士慰劳书》《佛家之救亡抗战论》，率“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长沙前线。周恩来亲书“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勉励法师和积极抗战的佛教青年。此后，他主编《狮子吼》，宣传抗敌，投稿《大公报》，号召救亡，为抗战奔走服务，一刻不息。

　　解放前夕，巨赞法师坚持北上。巨赞法师在他与法舫、印顺等法师的信中说道：“两千年佛教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忍置身事外任其生灭乎？”

　　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护教之心，1949年4月，巨赞法师自香港抵达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由于在抗战时期的突出贡献，他被推举为660位开国元勋之一，是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唯一的僧人。

　　巨赞法师曾写一诗，从中足可看出他的高洁、豁达与担当。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法师

　　爱国爱教是灵隐之家风

　　杭州灵隐寺无论是在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今社会，都坚持走佛教中国化道路，爱国爱教是其家风。

　　北宋，著名高僧宗杲禅师住持灵隐寺，他将“菩提心”解释成“忠义心”，明确表示：“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南宋时，高僧慧远和尚住持灵隐寺，多次被召入内延奏对，向宋孝宗提出“愿陛下早复中原”的祝愿，表达了人民希望祖国统一的愿望。《灵隐寺志》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宋孝宗赐灵隐寺住持慧远和尚号“佛海禅师”。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亲临灵隐，宣慧远和尚奏对，又赐号“瞎堂禅师”，改法堂名为“直指堂”，赐“直指堂印”。明清两朝帝王也都对灵隐寺多次褒赏。

　　新中国成立后，灵隐寺的复建工作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千年古刹迅速修复。最近几年，灵隐寺更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灵隐寺僧众曾多次随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将中国僧人良好的社会形象带到国外，向多个国家传达中国佛教的精神与教义，将中国佛教中的武术、茶道、音乐、艺术传播国外，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正如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常说的一句话：“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这是灵隐寺在很长时间内的最主要工作之ー”。

　　纵观历史，灵隐寺僧众结合忠君报国的思想，将佛陀的教义融入社会，普及大众。在现代，灵隐寺僧人以爱国爱教为己任，遵守政府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服务于政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以求菩提道，其心无恐畏，

　　闻法增勇猛，供佛令欢喜。

——《华严经》偈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