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藏经楼

　　释迦牟尼佛出于印度，其弟子结集三藏时，皆是梵本。法宝虽富，若无人翻译，则中土民众固不能沾其恩泽。若所译不善，则亦乖失真义，与佛语不相符，流弊所及，必至贻误后人。因此。学识渊博、思想高超、译笔流俐、精通梵汉文字等，皆为译经师所必具的条件，缺一不可。而译经师之名，亦与经律论并寿，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

　　时近中国历史上最最大的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圆寂之日（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灵隐寺公众号历史栏目特刊发数篇有关佛典翻译和著名译师的介绍文章，帮助读者了解古圣先贤们不辞艰难传译佛典的经过，以便我等后世受惠佛子受持读诵经典之时，

生感恩心，起难遭想，

禀释尊之如来教，效古德之菩萨行！

　　今天我们就从两汉三国时期早期佛典之传译开始介绍。

　　根据《历代三宝纪·卷一》，中国历史上最早有佛教僧人的记载，是在秦始皇时代。《纪》云：“（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西汉刘向于天禄阁校书时，亦见有佛经，依《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云：“（汉成帝）鸿嘉二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向著《列仙传》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

　　此外，《魏书·释老志》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

　　以上三种说法，皆在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位尊者来华之前的年代。然而，将佛陀教法正式传入中土，古来皆以二为尊者白马驮经为始。

　　迦叶摩腾尊者，中印度人，幼年聪敏、博学多闻，曾经在印度一个小国家讲《金光明经》，正值邻国兴兵攻伐，将要攻入国境，忽然受到障碍，士兵不能前进，迦叶摩腾尊者思惟：“经中说能演说此经法者（指《金光明经》），为地神所护卫，使所居地安居乐业，果然如此。”邻国士兵怀疑军队无法前进，是有异术作法所致，私下派遣使者探察，只见大臣们安然共集，听迦叶摩腾尊者讲大乘经。后来，尊者亲往邻国军营劝和，邻国退兵讲和，并向其求法，摩腾尊者由此声名显誉。

　　汉明帝永平七年（64），岁次甲子，明帝夜梦见金人身长丈六，颈项佩戴日轮，光明赫奕，飞在天子殿前。次日博问群臣：“这是什么神异所致？”学者傅毅对答说：“臣闻西域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陛下所梦必定是与这件事相关。”

　　明帝大喜，于是下诏派遣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往天竺访求佛道。汉永平十年（67），于西域遇二位尊者，携梵本经，以白马载运抵达洛阳。次年，汉明帝于洛阳城外建白马精舍，这是中国最初有伽蓝寺院之始；二位尊者于此翻译出《四十二章经》，为中国翻译佛经之始。

　　迦叶摩腾尊者当时，因为佛法初传于中土，一般人未能深信，所以仍蕴藏其妙解玄义，不多做其他经典的宣述，仅撮取诸经之要而翻译之，用以化导当时民众，后于洛阳圆寂。

　　竺法兰尊者，亦是中印度人，能背诵经论数万章，为印度诸佛学者的老师，到达洛阳不久，便通达汉语。迦叶摩腾尊者圆寂后，竺法兰尊者又翻译出《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经》等经典。很可惜后来这四部翻译出的经典，受到战乱影响而失传了。

　　西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池底得黑灰，不知道是何物。问于大夫东方朔，东方朔回答非其所知，可问西域人。直到东汉明帝时，竺法兰尊者来华后，众人请问尊者，竺法兰回答：此是劫火烧此世界时所产生的黑灰，可见竺法兰尊者学识之渊博。

　　秦景奉使回还于月氏国，得释迦牟尼佛佛像，这是为优填王造栴檀佛像的技师第四分作品。送回洛阳，明帝即敕请尊者图写描绘，置于清凉台供养，并流传后世。竺法兰尊者后于洛阳圆寂，时年六十余岁。

　　东汉年间继二尊者之后，来中土的译经师尚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直称支谶）、竺佛朔、支曜、康孟详、竺大力等。其中支娄迦谶和安世高二位大德，致力于大小乘经典翻译，为东汉时期最重要的译经家。

　　安世高法师，原为安息国太子，嗣位后让王位与叔父，出家求道，精阿毘昙学，善于禅观.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至洛阳，未久即通达汉语，翻译出许多禅经及阿含部类经典，重要的有《八大人觉经》、《大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转法轮经》、《大比丘三千威仪》等。其中《大安般守意经》已有数息六事（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的禅法，助于后人禅观修习。《开元释教录》（以下简称《开元录》）称其所译文风“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娄迦谶法师，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至洛阳，以秉持佛法、持戒精勤著名。他翻译的内容以大乘经典为主，重要翻译经典有《道行般若经》十卷，《般舟三昧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等。当中《道行般若经》对般若教法宣扬有很大影响，《开元录》称其所译“审得本旨，曾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

　　汉末三国时期，曹魏有昙摩迦罗（法时）、康僧铠等译经僧来华，孙吴有康僧会法师及支谦优婆塞等。

　　康僧铠法师，曹魏嘉平四年（252）至洛阳，于白马寺译经，其重要翻译有《无量寿经》，为净土宗根本的经典之一。

　　康僧会法师，先祖为康居国人，其父原居印度，因经商而移居交趾国（位于今之越南）。吴赤乌十年（247），法师由海路抵达建业（位于今南京市），吴主孙权初见沙门，疑为矫异，问其有何灵验？康僧会回答说：“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孙权以为夸诞，对他说：“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经三七日，果得舍利，五色光焰照耀瓶上，举朝集观，置舍利于铁砧上，使力士击之，砧鎚俱陷，舍利无损。孙权叹为神异，为之建寺，号建初寺，其地名佛陀里，佛法遂兴于东吴。康僧会法师重要的翻译有《六度集经》八卷、《旧杂譬喻经》二卷等。

　　优婆塞支谦，大月氏国人，受业于支谶弟子支亮。吴主孙权因问佛经中深隐之义，支谦应机解释问难，令其无有疑惑，孙权遂拜其为博士。支谦重要翻译有《撰集百缘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等。《开元录》记载支谦所翻译的经典，共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开元录》并称其译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后隐居于穹隆山中，持守五戒，不涉俗务，终老山中。

　　综上可知，两汉三国时期经典翻译，并没有组织译场，所译大多为小部少品之经典。然而天竺、西域高僧，不辞艰劳远来，穿越流沙峻岭，开创传法、译经先河，对佛教贡献功不可没。其中，《四十二章经》为诸经结要，《八大人觉经》言简意赅，《大安般守意经》说明数息六门禅修极为详细，都值得一读再读。除这些经典外，本生部的佛传《太子瑞应本起经》，般若部的《道行般若经》，以及净土宗的《无量寿经》法门亦都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