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巨赞等法师代表佛教界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致拥护并通过了《共同纲领》，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佛教界和其他宗教界代表人士参加新的人民政协会议，这就表明：宗教界作为一个方面的社会实体已经纳入了爱国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克服财政经济状况的重重困难，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同时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佛教信众和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赋予宗教界的法定地位，只要是正常的宗教活动，都会受到国家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信教与不信教群众彼此尊重，互相团结，和睦共处。

　　建国以后，杭州佛教事业就经常受到国家领导人及省市政府的关怀。1953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会议上得知杭州灵隐寺年久失修、损坏严重的情况后，指示中共浙江省委要迅速采取措施，修复古刹；并特批黄金九十六两，拨款九十万元，供修缮之用（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

▲20世纪50年代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主佛设计初稿

　　1955年4月杭州灵隐寺大殿竣工，在重塑大殿佛像问题上出现争议，经向中央反映后，周恩来总理又作了重要指示：

　　杭州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我们修了灵隐寺，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信仰佛教群众朝拜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争取东南亚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的支持。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而且灵隐寺属千年古刹，也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在灵隐修复过程中，对佛像造型出现争议，周恩来总理又亲自过问其事，再次指出：

　　我们修建寺庙，主要是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造型艺术是必要的，但是主要是为了佛教界信仰上的需要，仍以佛教界人士意见为主。

▲1956年灵隐大佛主要制作人员。前排左一为王凤祚，左二为马凤棠；后排从左往右依次为陈鹤亭、詹振辉、高建新。

　　1957年春，周恩来来杭视察时，还专程到灵隐寺看了佛像造型，又作了具体指示。长期以来，杭州佛教界对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国家多次拨款整修寺庙都为之感怀，传诵至今。新旧社会两重天，佛教徒们为之庆幸。巨赞法师曾填词寄怀云：

　　歌遏行云，旗挥红浪，满城花雨缤纷。光华日月勋业冠群伦。多少丹心碧血，皆回向，祖国人群。凝眉处，东风浩荡，英爽乾坤。

　　凄凉思往事，魈魑魍魉，豕突狐奔，漫招致山河破碎如焚。搔首问天不语，又谁信，扫尽氛昏。嵚崟甚，誓随高躅，努力建斯文。

　　全国解放前，巨赞法师就在杭州对佛教内部进行了调查了解，然后又专门考察了台湾佛教，于1949年4月13日由香港到达北平，立即与周叔迦居士等磋商，并以佛教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赞叹”和“爱戴”，认为近代佛教改革毫无成绩，希望在新中国国土上出现佛教的新姿态，这不仅有利于解放西藏、台湾，也有利于近邻佛教国家的交往相处。同时，他再次提出改革佛教的目标：“生产化”、“学术化”，打破寺院封建经济，加强佛教徒的“正信”，破除佛教中的迷信。赵朴初居士对这些改革主张也认为“势在必需”表示支持。巨赞法师还多次上书就成立佛教组织，创办佛学院等提出建议，受到中共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怀和重视，毛泽东主席还曾亲自作了批示。

▲1963年1月5日，周恩来陪同锡兰（现为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参观灵隐寺。

　　杭州于1949年5月3日解放，经领导部门研究，委托杜伟居士和原佛教会负责人研究决定并报经批准，于1950年1月20日成立 “杭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由十七人组成，月涛（下天竺寺）任主任委员，维明（白衣寺）、杜伟（居士）、弘妙（灵隐寺）、通元（华藏寺）为副主任委员，俞昶熙（居士）为总干事。逐步开展会务和法务活动，探索“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对佛教内部兴除利弊，进行教务改革的道路。

　　首先，组织全市僧尼进行时事和政治学习。1950年，组织全市僧尼进行时事和政治学习，成立了“城区学习组”，共有八百多僧尼和住于寺庵中的居士参加学习，使佛教徒明确社会发展规律和形势，提高对劳动生产的认识。1950年下半年，佛协筹备会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全市僧尼参加劳动。当年接办了杭州福利茶厂，安排僧尼130人。1951年11月，又创办了“六和制筷工场”，有近百名僧尼参加劳动，并另有近二百人参加种菜和果园劳动以及在风景区参加服务性劳动。凡年老体弱的僧尼集中居住参加轻微劳动。他们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念佛修行，通过生产自救的方式，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恢复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也开始改变了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灵隐寺开始大规模修葺。

　　1954年，在佛协筹备会要求下，在松木场弥陀寺举办杭州“爱国主义学习班”，由市民政局协助安排学习，俞昶熙担任教育组组长，前后两期，为时半年，先后有各寺庙负责人三百多人参加。通过学习，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样的前提下，奉行五戒十善，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乐人群、自觉地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解放之后，杭州佛教界还通过各项爱国活动和政治运动，使庄严禅林得到净化和提高，打破了宗派门户之见。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些寺庙将田产交公，如灵隐寺尚有百亩田产均还田于农，西天目山禅源寺方丈云宝将寺产森林和田地一万三千亩尽归国有。

　　寺庙制度开始向“十方选贤制”和寺庙民主管理过渡。古代杭州佛寺在苏轼的倡导下由朝廷和官府从十方丛林选贤委派名山方丈，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合理的，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解放后的“十方选贤制”则由十方丛林推行由有德、有才、有能的僧人担任寺院方丈，所有僧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比古代的“选贤制”更为平等合理。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市僧尼激发了爱国热情，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游行，并开展慰问伤病员，捐献飞机大炮等爱国活动。订立了《僧尼爱国公约》，约有一千三百多名僧尼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 ”，祖山寺住持戒梁还鼓励支持青年僧徒参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东阳木雕工匠在灵隐寺现场雕制莲花宝座

　　1953年3月1日，杭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专门邀请上海名僧虚云法师和上海玉佛寺方丈苇舫来杭，在净慈寺举行规模宏大的“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由虚云主持，由苇舫宣讲《金刚经》大义，这一法会，全城哄动，随喜群众成千上万，求皈依者近三千人，是一次颇有影响的爱国爱教盛会。

　　通过三大政治运动，佛教界的爱国主义觉悟有了普遍提高，一些僧尼被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不少僧尼还在禅余积极参加居民区工作和社会工作。同时佛教界好的传统得到发扬，充分表明佛教界正朝着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方向发展。这也为近代名僧所主张的“政教分离”，逐步实现独立自主、自办自养创造了条件 。

　　此外，杭州佛教界还积极开展国内外佛教交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建立友好往来。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时，不少佛教国家的首脑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来华朝拜佛牙的要求，经中央研究决定组织“佛牙护送团”，由灵隐寺方丈大悲任副团长，至东南亚各国巡展，护送团所到之处，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倾城出动，顶礼膜拜，赢得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宗教政策的了解和信任，增进了与各国佛教界的友好情谊。

　　次年，为释迦牟尼佛诞，东南亚各佛教国均举行了盛大纪念佛事活动。杭州佛教界为纪念佛尊教主，也于“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全市寺庙与各国佛教界同时举行佛事，参加者达一千余人，吸引了不少外地佛教信徒，盛况空前。

　　六十年代初，海内外佛教参观团来杭参拜古刹者出现高潮，以尼泊尔、缅甸、柬埔寨、锡兰（今斯里兰卡）、越南、印度、泰国等东南亚七国佛教僧侣一行四十余人组成佛教代表专程来杭参访。杭州市佛教界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予以盛情接待。1961年灵隐寺接待的佛教参观团就达一百二十八批，共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众多海外侨胞也纷纷来杭参拜。

　　建国之初，一些寺庵因无人照料荒废，遵照政府指示，市佛教协会筹备会于1951年7月成立“代管寺庵小组”，负责与有关部门联系，协同清点登记，派人管理。当时列入“代管”的有：药师庵、福缘庵、天长寺、福田堂、资福庙、北高峰、小云栖、香山洞、湖心亭、弥陀寺、大佛寺、智果寺、华藏寺、潘家庵等，也有一部分经清理后查明原主予以发还，如水星阁、莲居庵、石佛庵等。也有部分寺庵为部队或机关单位等占用或部分占用，如净慈寺、昭庆寺、多子塔院、六通寺、玛瑙寺、云栖寺、圣水寺及天竺部分寺宇等，当时均未作过清理。

　　古刹灵隐寺虽于三十年代初，曾由方丈却非修葺过天王殿等，但几经沧桑战乱，一直未复原貌，加上年久失修，于建国之初，殿坍梁折，砸毁佛像。国家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给黄金和经费进行整修，使国内外素负盛名的“东南名刹”得以重光。净慈寺等重点寺院也在条件许可下作了修缮。

　　在党和政府领导帮助下，杭州市佛教协会筹备会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为正式成立佛教组织奠定了基础。1956年8月杭州市佛教协会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杭州市佛教协会”，选举产生了以月涛（下天竺方丈）为会长，维明（白衣寺）、杜伟 （居士）、性空（灵隐寺监院）为副会长的新的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