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佛出于印度，其弟子结集三藏时，皆是梵本。法宝虽富，若无人翻译，则中土民众固不能沾其恩泽。若所译不善，则亦乖失真义，与佛语不相符，流弊所及，必至贻误后人。因此。学识渊博、思想高超、译笔流利、精通梵汉文字等，皆为译经师所必具的条件，缺一不可。而译经师之名，亦与经律论并寿，成为千古不朽的人物。

　　时近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圆寂之日（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灵隐寺公众号历史栏目特刊发数篇有关佛典翻译和著名译师的介绍文章，帮助读者了解古圣先贤们不辞艰难传译佛典的经过，以便我等后世受惠佛子受持读诵经典之时，

生感恩心，起难遭想，

禀释尊之如来教，效古德之菩萨行！

　　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对两汉三国时期早期佛典的传译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265-589），由于印度大乘佛教逐渐兴盛，西域印度高僧凭弘传佛法的悲心愿力，不辞艰劳，藉丝路东来者甚众，翻译出大小乘三藏三千余卷，奠定了中国佛教宗派理论发展及教义基础。

一、四部《阿含经》翻译完成，声闻四谛八正道等教法甚为完备，解脱道迹可资依凭。

二、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及其弟子翻译讲说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开启了三论及成实学派，南北朝时习者甚众，影响当时学风甚广，梁三大法师（僧旻、智藏、法云）皆受习成实之学。

三、律藏的翻译，《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及大乘《梵网》律皆已具足，与日后中土习律、传戒及律宗发展关系甚大。

四、《涅槃经》的翻译成立了涅槃学派，《十地经论》及《摄大乘论》之翻译学习开启了地论宗及摄论宗学风，《妙法莲华经》成为智者大师一乘实相见地与判教根本，唐代贤首大师则依据晋译《华严经》教法开创了贤首宗。

 　  这一时期译经师，由西晋开始介绍如下：

　　西晋国运共五十二年，《开元录》记载译师，缁素有十二位，其中以竺法护影响最大，翻译经典最多，据《开元录》等描述：

　　竺法护法师，本姓支氏，祖先月氏国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以竺为姓，笃志好学，日诵万言，博览六经，当时京城洛阳一带，虽然崇敬寺庙、佛像，然而大乘深经仍流传葱岭外，于是“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西游，遍学西域三十六国语言，大赍梵经还归，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至晋愍帝建兴元年（313）约五十年间，翻译出《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等经典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教开始广流华夏，竺法护贡献良多。晚年立寺于长安，精勤行道，僧众数千人宗事之，时人称为“敦煌菩萨”，当时帮助竺法护译经笔受、校阅者，有信士聂承远等人。

　　西晋时期，重要译经师尚有无罗叉、帛法祖、法炬、法立等大德。

　　东晋时期，佛教划分成南北区域：北方五胡十六国，以前、后秦国都长安为中心；南方为东晋疆域，以建康、庐山为中心。

　　前秦建元年间（365-384），沙门竺佛念、僧伽提婆、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陆续来到长安。时道安法师住锡地襄阳为苻坚之兵攻陷（379），道安被迎请至长安，甚受国主苻坚礼遇。在道安及当时苻坚秘书郎赵政之请下，前述沙门共译出经论百余万言，道安参与校正，并为所译出经论作序，现存诸序收录在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六至十。现据《开元录》，将当时译师略为介绍如后：

　　竺佛念法师，凉州（甘肃武威）人，弱年出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对于训诂之学及音律、文辞等，善能通晓应用，西域诸国语文音义，莫不兼解。虽未得义学沙门之誉，然而博闻之名声甚著。建元年中，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至长安，宣出梵文佛经，当时名德，除竺佛念外，无能传译者，大众咸推举之，可说是在苻姚二秦间译经的宗师，所单独译出者有《菩萨璎珞本业经》、《出曜经》等十二部经，传译有《阿含经》、《四分律》等。

　　僧伽跋澄（意译众现）法师，罽宾国（印度北方）人，博览众典，善能通晓禅观、法数、阿毘昙等部派经论，至长安共道安法师等译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等论集。

　　昙摩难提（意译法喜）法师，兜佉勒国（帕米尔高原西南古国）人，聪慧夙成，闇诵《中》、《增一》二阿含，常谓“弘法之体，宜宣扬于未闻之处”，所以远冒流沙，东游至长安，诵出此二《阿含》，当时义学沙门写出梵本，由竺佛念传语、慧嵩法师笔受翻译之。译出经论计五部一百一十四卷。

　　僧伽提婆（意译众天）法师，罽宾国人，学通三藏，尤善《阿毘昙心论》等，常诵《三法度论》，昼夜精勤。道安法师圆寂后，为庐山慧远法师所请，入山译出上二论，后游建康，晋琅琊王司马珣请讲授阿毘昙，并集京都义学沙门四十余人，重译《中阿含经》，《大正藏》中收录为此译本。

 　　道安法师，东晋时代僧界名宿，为佛教初期发展中心人物，常山扶柳（今河北正定）人，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其师尝试予《成具光明经》一卷，近万言，朝出暮还，覆诵不差一字。后师事佛图澄，广习法教。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为避战乱，南投襄阳，尝谓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抵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人竞往师之，批注《道行般若》、《安般守意》诸经，于十五年中，每年讲《放光般若》两次，编辑《综理众经目录》，以表经典品名、时代等，为经典有明据之始。道安判经分科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甚为允当，后人称之为“弥天高判”。

　　晋太元四年（379），道安为苻坚请至长安，住五重寺，僧众数千人聚，大弘法化，护持经典翻译，贡献甚多，尝劝苻坚迎请鸠摩罗什东来。罗什亦闻道安名声，谓是东方圣人。太元十年（385）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终，因其初生时，左臂有一皮广寸许，可得上下，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谓之“印手菩萨”，著名弟子有慧远、慧持等。

　　道安法师曾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到，译外国语言为汉语，必须谨慎于所谓“五失本、三不易”，避免所译失实。

　　所谓五失本，为翻译上迫不得已时可能需要采取意译、有失原本之处：

一、胡言汉语，语法结构不同，将胡言尽倒语序而使顺从汉语，为一失本。

二、胡经崇尚质朴，汉人喜好文饰，传译经典若为悦可众心而文饰之，为二失本。

三、胡经在叹德歌咏、叮咛反复处，或至三四次之多，嫌其烦覆而裁剪之，为三失本。

四、胡经有含义之注记文字，以为似乱辞，删除不存，为四失本。

五、胡经原文在叙述完一事，另傍及他事时，后文腾用前文，辞句重复，皆悉删除，为五失本。

      所谓三不易，为翻译上三点困难的地方：

一、圣人设教必契合时节因缘，然风俗流易，欲令翻译古文适用于今时，此是一不易。

二、圣凡智愚差别甚大，圣位未阶，欲令千百年前圣人微言大义，翻译出流传于后世末俗，此是二不易。

三、佛经由大迦叶、阿难尊者等五百位六通大阿罗汉共集，兢兢业业审听结集而得，千年后生死凡夫以近意量截而翻译，此是三不易。

　　于今时二十一世纪，距道安大师时代遥隔千六百多年，然而此“五失本，三不易”仍值得为有心译经为外文或白话译经者，作为谨慎翻译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