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法师

今日2021年4月9日，是出家于灵隐寺的著名爱国高僧巨赞法师的圆寂纪念日。巨赞法师不仅是一位佛门巨匠，更是抗战救亡运动中佛教界涌现出的杰出代表。他精研三藏，学贯中西，一生追求民主，立志佛教改革。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是他从事佛教改革事业和对佛教思想进行精研与深入思考的结晶，是现代中国难得的佛教改革方略之一，对当代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8年10月6日，江阴东门外贯庄村的潘家喜得贵子，他便是日后闻名海内外的我国当代法门龙象、佛界巨擘——巨赞法师。

巨赞法师俗名楚桐，字琴朴。潘家为殷实农户，父亲潘咏霓，半商半农；母亲徐氏，家务之外喜欢念经拜佛；弟兄三人，潘楚桐居长。他先读私塾，跟随徐雪帆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后入贯庄小学读书。1927年，潘楚桐以优异成绩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

在巨赞法师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也许可以一窥幼年潘楚桐的心境，他在文中写道：“记得大约是十四五岁的时候，寒假在书房里温书。看见窗外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就自己问：来来往往为什么？刚巧一个朋友走进来，我就问他：街上的人来来往往究竟为什么？他反问我：你在这里又为什么？我当时吓了一大跳，肩头上好像挑起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放不下来，从此就想出家。”幼年时对生命的深刻反思，奠定了潘楚桐不寻常的人生路径。

在上海大夏大学就学期间，暑假潘楚桐赴常州清凉寺请求出家，未能如愿。没过多久潘楚桐到杭州灵隐寺，巧遇佛教著名领袖太虚法师，要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太虚法师要潘楚桐作一文陈述出家缘由，潘楚桐用骈文写出了一千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太虚法师阅后，赞叹不已，认为这位年轻人思想敏锐，才华出众。在评语中，太虚法师写道：“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1931年，潘楚桐再次巧遇太虚法师，承他介绍，终于如愿出家，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披剃，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法名巨赞。当年，巨赞法师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时年23岁。从此，巨赞法师便开始了“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的刻苦践行。

巨赞法师一生致学严谨，著述颇丰。1936年，28岁的巨赞法师在《论学》杂志上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熊十力看了文章后，赞叹到“足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同年，巨赞法师在福建厦门出版的《佛教公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先自度论》，接着又在该刊发表《为僧教育进一言》。这两篇文章非常精辟，引起了佛教界的重视，当时有不少人怀疑这是弘一法师所写。弘一法师见到这两篇文章后，备加赞扬，即集《华严经》句，亲笔写了一幅对联：“开示众生见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

次年，巨赞法师所写《如是斋琐议》一文，在北京出版的《微妙声》发表后，因论证精彩，又受到各界好评，并引起了史学大家陈垣的注意，多方打听是何人所作。

1938年秋，巨赞法师在湖南南岳佛教学院授课时，在叶剑英的鼓励下，巨赞法师等发起组织南岳佛道教界的抗战团体——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号召僧众共抗国难。1939年春，周恩来抵达南岳，看到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道，并当场挥毫题赠“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在佛教改革中，巨赞法师深感佛教改革迫在眉睫，遂提出佛教要“生产化”、“学术化”，其目的在于“使僧制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庄严起来”。在巨赞法师的著作中，这一段文字深刻地描述了巨赞法师倡导佛教改革的提出背景：

“近几百年来，因为僧团组织的每况愈下，僧众分子过分庞杂，佛教的真精神隐没不显，以至不能随着时代的转变而前进。到现在，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崭新的姿态，惟有佛教团体还是那么封建，那么死气沉沉；假定不设法革故鼎新，将因不切需要而被整个社会所厌弃……”

“‘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

在推荐佛教学术化和生产化的同时，巨赞法师更加佛教教育的落地与实践。1944年冬，抗战胜利后，巨赞辗转回到他当初出家的杭州灵隐寺，联合若瓢法师以及杭州各寺名僧，在今天灵峰寺内的“灵峰探梅”处创办了武林佛学院。

武林佛学院成立后，会觉法师任第一任院长，1947年巨赞法师担任第二任院长。据当年与赞法师同在武林佛学院教书的方兴居士回忆：巨赞法师任职武林佛学院时，对于当时佛教腐败的情景痛心疾首，深为佛教前途忧虑。巨赞法师认为，佛教确实到了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地步，非大动手术、彻底改革不可。巨赞法师切实践行他所提倡的佛教“学术化”、“生产化”的两大理念，具体落实太虚法师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

1949年4月，巨赞法师与李济深等人从香港回到北京，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巨赞法师坦言：“我为佛教在新社会中，取得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来北京。”9月，巨赞法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他作为佛教界唯一僧人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巨赞法师担任副秘书长，后又担任副会长。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巨赞法师担任副院长。

1983年春，尽管巨赞法师因病长期住院，仍旧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一些决定性工作。同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确定了“人间佛教”的发展方向，这与他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圆寂，享年76岁。4月27日，巨赞法师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列朗杰、叶圣陶等赠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主持追悼会，并送了“薪尽火传，法身久佳；空澄海印，心月长明”的挽联。

巨赞法师毕生坚持学习，为了国家、民族和佛教事业，披肝沥胆，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巨赞法师爱国精神和佛学思想，对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足可称为爱国爱教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