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一门很古的学问，同时也是一桩很有成就的伟大事业。这光荣的功绩不能平归功于佛教史上历代译经的高僧，而历朝国家的保护和援助也是不可磨灭的。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自后汉至元代历一千一百多年，从译业发展的过程说，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时代。

第一、原始时代，也可以叫做草创时代。自佛教传来以后，经过后汉、三国而至西晋，在这个期间，翻译的术语和体裁都是草创的。据《梁僧传》的记载，最初完成的一本译经，是后汉明帝永平年中（58—75），摄摩腾、竺法兰两个印度僧译出的《四十二章经》。

第二、试验时代，自西晋经东晋至罗什以前，大概可以说是试验中的未完成时代。其间较露头角的译者，是竺法护（313—317）、昙无谶（414）、鸠摩罗什（401—409）。在这期间，为要将那些语格和汉文完全不同的梵语译成汉文，曾经行过种种的试验。译语的创造和订正，实在费了种种苦心。有一件有趣的故事︰某日译经的道场要译“师子奋迅”这一语时，因为笔受者不能了解，三藏法师种种说明不得要领，不得已，终于想出一个法子，把一盘水泼到庭中一只狗的身上，惊动了那只悠然浴在暖日中，正甜睡着的狗，突然狗跳了起来，身体震憾了一下，全身汗毛竖立，于是三藏法师指着它说︰“就是这种样子啦！”师子奋迅的译语是这样产生的，后来才用“嚬呻”一语代替了它。连一语之微也是经过这样苦心的。

第三、完成时代，自罗什以后，译语渐次确立，经过流离四方的真谛（557—569），到了玄奘时代，正是完成时代，或可以说是钦定时代。因为记有“奉诏译”字样的经本，在体裁和文字上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译本。

第四、衰颓时代，译经到了这个时代，一方面因为印度的佛教灭亡、经典散失，一方面因为译语笔受不得适任的人，自然趋于衰颓了。据《佛祖统纪》第四十六〈徽宗政和三年〉条记云︰“译经三藏明因妙善普济大师金总持，同译语仁义，笔受宗正，南游江浙。”这是宋朝译经最后的记录。《补续高僧传》评之云︰“南游江浙，则其译场冷淡可知矣。”可谓适评。

这里想就佛教译经史上的制度、方法和规则，叙述一个大概。先就佛教译经制度来说︰

佛教译经的事业，历代都是以极严肃的态度而行的，所以它的制度和仪式也都非常隆重和庄严。尤其是著名的译经三藏师，如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在帝王的热心保护之下从事翻译的，故其事业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官业。

自然最初的译经多是个人之力，规模也是很小的，到了后代，其规模渐次扩张，译经的事业才渐渐隆重。汤用彤先生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八章云︰“道安法师至长安后，极力奖励译事，每亲为校定，译毕之后，常序其缘起，即‘兵乱都邑，伐鼓近郊，犹工作不辍。’”第十章云︰“长安之译经，始于法护，盛于道安。在道安以前，译经恒为私人事业。及佛教势力扩张后，帝王奉佛，译经遂多为官府主办，什公译经，由姚兴主持，并于译大品新经时，姚天王且亲自校雠。”

关于译场，最初是在寺院或适当的地方，尚没有一定的译场的设备。罗什时代，姚兴始为他在长安逍遥园建西门阁，有名的《大智度论》，便是在西门阁译出的。

到了北魏迁都洛阳，译经最盛。据《洛阳伽蓝记》所说，永宁寺译场的庄丽，世未曾有。因为设备完全，朝野拥护，所出的译品最为丰富和优美。到了隋炀帝时，为彦琮于洛阳上林园建翻经馆，这是佛教专门译场的滥觞。

唐代太宗时，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翻经院，其次中宗时，又为义净于大荐福寺置翻经院。其后到了宋代太宗时，为迦湿弥罗来的天息灾，及于阗来的施护，在太平兴国寺建了译经院，后来改称为传法院。

译场的规制到了唐代已近于完备，再到宋朝更加富丽堂皇了。宋译经院是太宗的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计划建筑，经二年于七年六月落成的。院在太平兴国寺（祀宋太祖）之西，由三堂而成。中为译经堂，东为润文堂，西为证义堂。宋代的复兴译经事业，就是在这译经院里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