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大略介绍了历代译经诸大家所定翻译的规则。以下想稍微检讨一下他们译经的方法。关于佛教译经的方法，从形式上看，大概有四种形式︰

第一种，称为略抄式的翻译方法。在古代经录中，已举出许多所谓抄《华严经》，或抄《维摩经》的部类。这有将已译的经典择要抄录而成的，也有在翻译的时候，略抄原典的重要部分而成的。其最模范的代表作是《四十二章经》。关于这部经典，《开元释教录》也这样说︰“旧录云︰此经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孝经十八章云云”，在原始译经时代，这种经典必定有若干存在的。

第二种，称为整文式。这是重译一种已经译过的经典所采用的方法。重译的理由，自然是因为那原典尚保有一些未传的特点，或不满于前译经典的译语的。然而其中的某一部分，前译的文字被认为已经妥善，依照抄袭前译也有的。如《添品妙法莲华经》，就是一字一句不改的抄袭罗什的所译，而《四十华严》大体也是袭用《八十华严》的，这是一个例子。

第三种，称为撰述式。在经录中，我们可以发见被称为疑似经或疑伪经的许多经典。这些经典看来像从原文译出的，其实是从译者的脑中产生的。不过无论他的制作如何巧妙，仿总可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这些可以叫做撰述的经典。

在疑伪经中，多是古来好事者所妄作，或与道教及儒教有关联而被妄作的。如晋道士王浮伪造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聃死后生于天竺为佛。后来佛教针对这点，造《清净法行经》，以老子、孔子、颜回三圣，为佛遗于震旦的摩诃迦叶等三弟子的再生，有意附会，是可以想像的。又关于僧俗戒仪的伪经尤为不少。如《比丘应供法行经》、《居士请僧福田经》、《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遗教三昧法律经》、《五辛报应经》、《阿难请向戒律论》等都是。此中《比丘应供法行经》及《居士请僧福田经》，见《梵网菩萨戒本疏》第三所引。

宋朝朱熹说《楞严经》是中国人伪造的，却是另一种武断，而未提出有力证据。近代日本学者也有说《大乘起信论》是中国的撰述而非择自印度的原本。这一点尚有讨论研究的余地。但梁任公先生却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荣。

第四种，称为对译式。这是普通的翻译方法，没有说明的必要。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依此方法成立的。成为问题的，只是这种翻译，是应逐语直译呢？还是应达意译呢？后者着重表现原文的意义，而不拘泥于辞句的末节。对于原意的表现如果无所增益，反而觉得有妨害的语句，于必要时常不吝惜地弃而不顾。以完成其原意的通畅，译家巨擘罗什最能代表这种态度。如《阿弥陀经》梵文形容极乐庄严之中，八功德水洋洋的状态。有“八功德水，充满齐岸，鸦亦可饮”的原意，此种水满的形容词，在梵文为常套语。将“鸦亦可饮”这种形容词译于外国语是不适切的。罗什单把它译为“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可以说是达意的译法。

其次，就第二的逐语直译的态度来说，以原文的意义为主是应无异议的，但若忽视辞句的完整，也不能表现原文的真意义。如果但求原文的意义通畅，割爱辞句，结果也不是忠实于原意的态度。对于辞句的微末能以细心的注意而译出，则原意自然不能不显出了。要之为求意义畅达而不顾辞句是不行的，但若为辞句所害而难充分表现原意时，应该以注释明之。如果是寻常的一个故事，或平易简征文书，辞句虽被牺牲一些也不致有什么大的错误，但在那深远幽微的教义上，有时一毫之差常有千里的悬隔。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辞句的琐细若不特别注意译出，自不能尽翻译的职责。

代表这种态度的是玄奘法师。在他以前，中国虽已译了许多经典，但从来那些微妙的教理只是达意的翻译，未能充分地诠显，在他是感到遗憾的。如俱舍唯识从来的翻译他便不满。他之所以排除万难踏上十万里程的动机，也可以说全在求真的一念。他在印度经过十七年，终于无恙地踏上故国的土地。所以他所译的经典，辞句非常的忠实。他是中国译经事业上划时代的伟人，在他以前的翻译叫旧译，他所译的叫做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