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祖师，即菩提达摩，意译为觉法。在《续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典籍中记载，达摩祖师原为南天竺（古印度）人香至王第三子，生于南天竺，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中国禅宗初祖。

有一天，达摩祖师向他的师父求教说：“我得到佛法以后，应到何地传化？”般若多罗尊者说：“你应该去震旦（今中国）。”达摩祖师遵照师父的嘱咐，准备好行李，驾起一叶扁舟，乘风破浪，飘洋过海，用了三年时间，历尽艰难曲折，来到了中国。

或许是沿着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达摩祖师在当时的“南越”（现今海南岛对岸区域）登陆，到如今的广东境内。崇佛的梁武帝得知有这么一位天竺僧达摩的到来，就遣使持诏将他迎至当时的国都建康（今南京）。

梁武帝自得地问道：“我自即位以来，写经、造寺、度僧无数，功德如何？”

达摩祖师却淡淡回答：“没有功德可言！”

梁武帝被浇了一盆冷水：“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祖师说：“这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追问：“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祖师答：“真正功德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这功德不是用世俗的方法求得的。”

梁武帝又问了：“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祖师答：“廓然无圣！”

梁武帝再问：“坐在我对面的是谁？”

达摩祖师答：“不识！”

几番对答下来，梁武帝难免有些恼怒，而不能领悟达摩祖师之意。

两人机缘不契，这场见面不欢而散。后来，梁武帝结识了志公大师，谈起了与达摩祖师的这番对话。志公大师从旁点拨：“这是观世音菩萨传佛心印。”梁武帝这才有所悔悟，急忙遣人追赶，但此时达摩祖师已经一苇渡江，飘然离去。

达摩祖师渡江后，到浦口定山寺修行，后来游历中土，曾在嵩洛地区云游参访。不知哪一日起，在少室山后山的五乳峰上，达摩祖师择洞禅居，经年累月的面壁修行起来，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

当时有一位高僧神光知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遂去参拜。然而祖师端坐，面壁不语。神光思忖：“古人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布施，古人尚须如是，何况我辈！”是年十二月九号晚，天降大雪，神光立于雪中，坚持不动。

翌晨，雪埋过膝，祖师悯问道：“汝久立雪中，有何所求？”神光垂泪：“唯愿和尚慈悲，为我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师回言：“诸佛无上之妙道，于长劫中精勤，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岂可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而希求无上乘？此唯徒劳而已。”神光闻此教诲，遂取利刀，斩断左臂，置于师前。祖师知是法器，遂言：“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躯，汝今断臂与我求法亦可。”如是为其取名“慧可”。

慧可问师：“诸佛之法印可闻否？”祖师言：“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说：“吾心不安，请师安之。”祖师言：“将心来，与汝安。”慧可良久方言：“觅心了不可得。”祖师言：“与汝安心竟。”慧可闻言当下即悟。

后世佛教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经过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代代衣钵传承，得遇六祖惠能现世后，禅宗一脉高僧辈出。最终，一花开五叶，形成了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这五大宗派。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后来经由数代大德的不懈努力，直至达摩祖师之后的六百多年的南宋，禅宗终成主流，几乎达到无寺不禅的地步，杭州灵隐寺即是禅门临济宗的寺院之一。

达摩祖师学问渊博，既为有部宗匠，又精通大乘两派宗义，三藏五明无不博通。但是，他传授的禅法却极为朴实简练，由他开始的禅法堪称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由于资料残缺，他所传授的禅法主要由其弟子昙林所著“二入四行说”为其主要理论，简要言之，一是理入，二是行入。所谓的入，就是“入道”，即趣入大乘菩提道。

理入，是“藉教悟宗”，即“壁观”，“宗”是《楞伽经》说的“自宗通”，自证圣教，但是要“悟宗”，需要“藉教”。“藉教”，依昙林的说法，是“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由信仰如来藏，发起“舍妄归真”的信心，而由“凝住壁观”下手参究。但在悟入之后，还要发行，以四行在人世间克己利他。达摩的禅法，简明深入，展现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真面目，开展了中国禅宗的先声。

达摩祖师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