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观法师（737—838），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十一岁从本州宝林寺霈禅师出家。至德二年（757）从妙善寺常照受具足戒。乾元年间（758—759）依润州（今江苏镇江）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后回本州依开元寺昙一律师受南山律学并往金陵依玄璧长老习关河“三论”。代宗大历年中在瓦官寺听受《大乘起信论》及《涅槃经》。又从淮南法藏学新罗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后到钱塘（今杭州）天竺寺听华严宗法铣讲《华严经》。大历七年（772）又往剡溪，从成都慧量重新研习“三论”。大历十年（775）到苏州从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学天台止观及《法华》《维摩》等经疏。复走谒牛头慧忠、径山道钦及荷泽神会门下的洛阳无名，咨决南宗禅法。更从慧云探究北宗禅理。

澄观法师既广学律、禅、三论、天台、华严各宗教义，又研究经传、子、史、小学、尔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等学问。大历十一年（776）历游五台、峨眉诸山后，仍回五台，驻锡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同时应寺主贤林之请，讲《华严经》。在讲经中，深感《华严》旧疏文繁义约，令人难解，发愿撰作新疏。从兴元元年（784）正月开始，到贞元三年（787）十二月，历时四年，撰成《华严经疏》二十卷，并在本寺及崇福寺一再讲演。又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义数十卷，即《十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后世把疏、钞合刊，略称《华严经疏钞》），因此有“华严疏主”之称。

贞元十二年（796），法师奉诏入京，协助厨宾三藏般若翻译南印度乌荼国王所进的《华严经》后分梵本，他负责审定，历时二年译出《华严经》四十卷，即后世通称四十《华严》。接着朝廷命他住陕西终南山草堂寺作疏解释，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次年，唐德宗寿辰，又奉诏入京在宫内宣讲《华严经》，被授“清凉国师”的称号。不久又参与翻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担任证义。开成三年（838）三月圆寂，世寿102岁。

清凉国师身历九朝，被七位皇帝尊为国师，他有许多异于常人之处，例如身高九尺、目有重瞳、双手过膝，还有四十颗牙，读书更是七行俱下，可谓聪明绝顶。可也正是因为这些记载，或许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国师天赋异禀，是否就不十分注意修行了？事实上，根据我们之前对国师早年参学经历的介绍，便可知他学习之广，不仅涉及教内各宗各派，对于教外儒道典籍也很精通，这一点在他的《华严经疏钞》中就有体现。而他的“十事自励”则为我们勾画出了这样一位大德在日常行持中的形象：

体不捐沙门之表，心不违如来之制，

坐不背法界之经，性不染情碍之境，

足不履尼寺之尘，身不触居士之榻，

目不视非仪之彩，舌不味过午之肴，

手不释圆明之珠，宿不离衣钵之侧。

他的身体都穿袍搭衣，郑重其事地现出庄严无比的比丘像。

他的心对于佛所说的种种律仪制度，绝无违背。

“法界之经”就是《华严经》。凡是有《华严经》的地方，他一定面朝着《华严经》，而不背对着《华严经》来坐，由此可见他对这部经的恭敬推崇。

情是情爱，碍是障碍。对于情爱牵缠这些会对修行造成障碍的境界，他绝不沾染和住着。

作为比丘，男女有别，清凉国师绝不涉足比丘尼所居的寺院。

不要说到在家人的地方去住，就是在家居士的床他都不触。

非仪就是不合乎律仪，彩是指表演的花样。佛制“歌舞伎乐不故往观听”，所以清凉国师对于街上那些作戏的、跳舞的、唱歌的，这些一概不看。

肴就是吃的菜饭，当然也包括水果等一切吃的东西。他严格执持“不非时食”的戒条，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过午不食”。

他手里总拿着念珠，不断地念佛念法念僧。

佛制出家人衣钵是不离身的，清凉国师不仅白天如此，就是睡觉时也总要把衣钵放在身侧。

通过这十件自励之事，我们可以想见清凉国师对于戒律的精严持守和对修行的刻苦精进，国师的行持既没有因为他弘扬华严大教而不拘小节，也没有因为讲经说法著书立说而忽视实修，更没有因为自己国师的身份而片刻放松。再结合先前介绍的过人天资和渊博学识，真的就好像那句“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而祖师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