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四年（1244），诏迁师住灵隐，说法飞来峰下。于农历七月十四日，入院。因追念此处是祖师密庵咸杰、师伯松源崇岳弘道之地，思量如何振起祖风，不料遭遇“灵隐寺菜园事件”及不满其意者的阻挠，于是有了终老故山的想法。

所谓的“灵隐寺菜园事件”大致是这样的：理宗有诏夺灵隐寺之菜地为阎妃之父建造功德寺。师力争不得，遂鸣鼓升堂，曰：“欲去不去被去碍，欲住不住被住碍。本无碍，十洲三岛鹤乾坤，四海五湖龙世界。”言毕，下座便行。朝廷及禅师好友殷勤挽留而不肯：京兆尹赵节斋汝愚遣属官追至苏台（《退灵隐》诗一首，以婉拒赵节斋之请，诗云“丛林虚得誉，无一补宗门。有误王臣鉴，徒沾圣主恩。岂堪持鈯斧，只合傍云根。默感始终惠，此生难尽言”）；朝廷以虎丘寺（今江苏省苏州市金闾区）赐其养老；留守赵虚斋以夫以蒋山寺礼请，均被师拒绝，遂去杭州而归隐金陵玉山庵。

淳祐八年（1248）春，阿育王寺住持笑翁妙堪禅师圆寂，育王散席。当时禅林诸老落落如晨星，惟师是丛林尊宿；且朝廷以为育王是大觉禅师故地，不可轻易交付他人，于是大众举荐师于朝，日夜盼师出山。六月，朝廷下诏请师住育王，使者三返而不起。

淳祐九年（1249），师访丞相游公似、侍郎沧州程公许于苕溪（今浙江省湖州市）的私家宅邸。返程途中，遇到京兆尹赵公节斋命人遣书而至，相邀至郡治，流连二十余天。其时，赵公创建法华寺，欲礼请禅师为开山第一代祖师，恳请再三，师才应允。

八月，师未至法华寺而朝廷下诏，请师住临安府之径山。禅师说，先前允诺法华之请，固不可违，君主之命又怎么可以回避呢？不赴法华则有失诚信，违径山之命则是不恭。有失恭敬与诚信之人，又怎么能为后学树立榜样呢？于是，九月，师赴法华开堂；月余，领旨去径山。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入院。“于是一众响合，欢声若雷。”

禅师住径山不久，就染病在心膈之间，日常饮食开始减少。从这一年冬天到明年春季，师虽因病而形体羸弱，但上堂说法、提携后学，依然如平时一般静明。

淳祐十年（1250）农历三月六日，师突然手书龛记，写下得法缘由，其中有言：“凡六处所聚，兄弟不可谓无。只是用翳睛法者少，苦哉，吾宗丧矣！”禅师至暮年依然不忘振兴祖风，以宗风颓丧为忧。除此之外，还写下遗书数十封，并说：“无准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即行。”侍者听闻十分惊骇，以遗偈请师住世，师笑着说：“末后一句，无可商量。只要个人，直下承当。”遂命笔书，辞众上堂说：“世尊临入涅槃，告众云：汝等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无令后悔。今日即有，明日即无。拈云：世尊平生，用尽伎俩，临死之际，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山僧则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咤拦不住。”

从此屏医去药，淳祐十年（1250）农历三月十四日夜分，蜕然而逝，世寿八十二，僧腊六十一。后三日进行荼毗，舍利五色粲然。师之弟子遵遗教，奉灵骨以农历五月十九日归葬金陵之玉山庵。学徒追悼不舍，将灵骨中分其半，建塔于径山菖蒲田之玉芝庵。

道冲禅师一生为人简淡沉默，操行孤高，纯诚无伪，表里如一。待人恕而律己严，应世圆而领众肃。正因其孤高，才有曹公鼓山之请和禅师之归隐金陵。正因其纯诚，才有法华之先诺而有信，径山之衔命而有恭。师领众说法，慨然以重振宗风自任，常忧道法之未得其传。正因如此，才能蒋山十四载而安贫乐道；才能天童、育王说法，学者归之如市；才能寂灭之前说法泰然如常。师尝叹世之“用翳睛法者少”，宗风不得以振。师之说法“简直明爽，不落窠臼。”其“勘验衲子，机锋一触，犹雷奔电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凑泊。誓不轻以词色假人，重误来学。”师禅风如此，其为“法门之栋梁，后学之标准”也就不足为怪了。

（本文节录自南京大学哲学系孙少飞《痴绝道冲禅师生平事略及禅思想研究》，为适应公众号阅读习惯，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