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佛教名山，灵隐山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历史影响。灵隐山由“仙灵所隐”的道家文化转而为以禅为特色、禅教净融合一致，乃至佛与道、儒三教融合。灵隐佛教文化盛于南宋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和成功案例。笔者认为，“灵隐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一）唐宋以来，灵隐“永为禅窟”。白居易在《冷泉亭记》一文中说：“东南山水，余杭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最。”早在唐代，灵隐已是杭州最有名的寺院。孙治《灵隐寺志》卷一说：“历代以来，（灵隐寺）永为禅窟”。“禅窟”一语源自《法华经》“分别功德品”：“园林浴池，经行禅窟”，原是指修禅者（禅僧）所住之岩窟，后转指禅宗寺院。灵隐“禅窟”以临济为正宗，并弘禅门五家。

（二）自永明延寿应请受吴越王钱俶之请主持重修灵隐寺以来，加之吴越国、南宋均以杭州为都城，使得灵隐寺在国内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北宋时住持灵隐寺的明教契嵩大师酷爱武林山水，曾撰《武林山志》。此时的灵隐寺声名远扬，雄冠东南。灵隐景区内穿过春淙亭的一照壁上题有“东南第一山”五字，也反映了两宋时灵隐寺的地位与影响。

“东南第一山”这一题名，相传与“疯僧扫秦”的民间传说有关。据（清）褚人获辑撰《坚瓠集》卷四“柬窗事犯第三”：“《汀湖杂纪》载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敷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于是后人传灵隐寺为“东南第一山”。

（三）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依史弥远之奏请始设禅院“五山十刹”制度，“钱塘县灵隐山”位居“五山之二”。此外“十刹”中，灵隐山内的中天竺、上天竺分别被评定为禅院"十刹"之首及教下"五山"为首。不过，鉴于灵隐寺在教内的重要影响，《灵隐寺志》的作者（清）孙治曾撰《灵隐不宜为第二山论》一文为其正名，认为“是武林者，四王七帝之所都也，宜莫先于灵隐也”。

（四）唐宋以来，灵隐山佛教文化（“北山佛教”）一直是杭州佛教文化之中心。南宋时，杭州佛教发展至鼎盛时期，不仅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佛教文化之中心，而且还是东亚佛教文化中心，并成东亚佛教文化的重要输出地。换言之，以灵隐山为核心的北山佛教，无疑具有东亚佛教文化之中心的特殊地位。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张家成，原题为《灵隐山：东南第一山》，载于《狮子吼》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