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竺法护的译述对禅学的影响

两晋时代佛教很盛，译经的人很多，成就大而影响深的译师当推竺法护。他的祖先是月支国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年八岁出家，事外道沙门竺高座为师，遂称竺姓（当时沙门多随师姓）。诵经验日万言，过目能记。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

时当晋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师，而方等深经，却蕴藏于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其师遍游西域诸国，通晓三十六国语言文字。西晋泰始二年（266），大赉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后入洛阳及往江右，沿路传译，未尝暂停。自泰始中，至永嘉二年（308），译出《光赞般若经》《维摩经》《正法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大哀经》《般泥洹经》等。

护于晋武帝末，隐居深山，寻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进行道，宣隆佛化，二十余年。僧徒宗奉者数千人，时人称为敦煌菩萨。他所译《光赞般若》等经，于禅道之勃兴颇具影响。般若乃禅学的本质，在禅宗建立以后，般若思想仍为禅师们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