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识|作为“佛国山”的灵隐飞来峰——从“佛教中国化”解读灵隐飞来峰(三)

编辑:两车 日期:2023-11-25 10:12




作为“佛国山”的灵隐飞来峰


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佛教圣地陆续在中土得以构建和创造,一般认为,至唐代(618—907)时,中国也逐渐取代印度真正成为佛教的“中国”。但也有学者主张,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向中国转移,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佛国”的时间应该更早,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就灵隐飞来峰而言,自灵鹫飞来,以飞来峰为中心的灵隐山佛教文化逐渐繁荣兴盛,并自唐末五代以来就有了“佛国山”之称。而以灵隐飞来峰为中心的杭州佛教,甚至被誉为“东南佛国”,成为江南佛教的重镇。


自慧理和尚更名飞来峰并开山灵隐寺以来,灵隐山一带建寺、造塔、雕刻佛像等举措从未停止过,其佛教文化开始繁荣兴盛。据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记载,飞来峰有“神尼舍利塔,隋仁寿二年(602)遣僧慧诞赍神尼所嘱舍利,于此建塔。发土得石函一,因用寘所赍舍利石函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虽然该舍利塔早已不存,但唐元和九年(814)杭州刺史卢元辅在塔旁石壁上题刻《游天竺寺》诗一首,至今仍清晰可见。题诗石刻处,正是神尼舍利塔遗址之所在。而在飞来峰龙泓洞口建有“理公塔”,一名灵鹫塔,为纪念灵隐寺开山祖师慧理禅师而建。塔六面七层,高约9米,始建年代无考,明万历年间重修,是杭州仅存的明代佛塔。



值得一提的是,宋元以来,在布满裸露的岩石的飞来峰上,佛教石刻艺术逐渐兴盛起来。飞来峰北麓山崖及自然洞壑中,刻满了汉藏各式佛教造像。据统计,计有五代至元代开凿的三百四十余尊佛像,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山下沿溪边的佛教石刻造像。去过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麦积山石窟的人,看到飞来峰石窟艺术并没有太多惊喜,但是能够在江南出现这么多的石窟造像实是罕见。飞来峰石刻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大、造像最集中的石窟造像群,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

同时,作为杭州最早的佛教名刹的灵隐寺,香火也渐盛。灵隐寺初创时佛法未盛,一切仅初具雏形而已。至南朝梁武帝赐田并扩建,其规模稍有可观。唐大历六年(771),曾作过全面修葺,香火旺盛。然而唐末“会昌法难”使灵隐寺也受池鱼之灾,寺毁僧散。直至五代吴越王钱镠,命请永明延寿禅师住持灵隐,重兴开拓,并新建石幢、佛阁、法堂及百尺弥勒阁等建筑,使灵隐寺得到中兴。南宋宁宗时,依权臣史弥远之奏请,始定江南禅寺之等级,设禅院“五山十刹”,灵隐寺为“禅院五山”之二。而在以飞来峰为中心的灵隐山一带,包括中天竺寺、中印寺、上天竺寺,天竺山等带有印度元素的杭州佛教名刹也纷纷建立,加上慧理所创建的“五灵”,使得飞来峰为中心的灵隐山佛教文化繁荣兴盛,成为杭城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域,于是灵隐山也有了“佛国山”之称。


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一“北山胜迹”载:“自合涧桥折而南,度‘佛国山’门,为下天竺讲寺、灵鹫峰、月桂峰、稽留峰、莲花峰、三生石、翻经台、香林洞、葛坞、葛井、神尼舍利塔。‘佛国山’门,旧为唐钟离权书,后改张即之(南宋书法家)书,今所悬乃皇明凉国公(明开国元勋蓝玉)署额。盖僧家者流托权势以为重,未必真蓝氏手笔也。”田汝成笔下的“佛国山门”上所书“佛国山”,最初为“唐钟离权”所书。我们知道,在著名的道教“八仙”之中,有一个钟离权,其名气仅次于铁拐李。一般认为,钟离权的人物原型,约出现在五代、宋初之际。《宣和年谱》《夷坚志》《宋史》等书都有他事迹的记载,只是后来讹为汉钟离,才附会为汉代人。继钟离权之后,是南宋书法家张即之所书“佛国山”额;而明田汝成所见的“佛国山”三字,则是托名当朝开国元勋凉国公蓝玉所书的了。由此可见,早在唐代,最迟在五代宋江初之际,以飞来峰为中心的灵隐天竺一带就有了“佛国”之称了。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飞来峰、灵隐寺及三天竺等寺,在明代以前,上述区域均是由一个山门进出。唐白居易曾有“游天竺诗”云:“一山门作二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接北山云。”

以灵隐寺、飞来峰为中心的灵隐山位于西湖以北,是杭州佛教文化的滥觞之地,也是杭州佛教文化最繁荣、发达的区域,故而唐宋以来就有了“佛国山”之称。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因历代钱王崇佛,杭州佛教在全国的地位开始突出,号为“东南佛国”。至南宋时期,因禅宗的流行及杭州为都城,宋代杭州的佛教一跃成为江南佛教乃至全国佛教的中心,“禅院五山”之中,有径山、灵隐、净慈三山俱在杭州,而十刹之首则亦为灵隐山一带的中天竺寺。

美国学者魏雅博(Albert Welter)研究认为,“世界佛教的历史涵盖了2500年,在过去的1000年左右,印度已不再是一个显著的佛教灵感的持续来源,而主要只是成为被动的历史记忆。相反,唐宋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南宋(1127—1279)时作为都城的杭州取而代之,成为近1000年以来佛教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南宋末、元初之际,在佛教的起源地、曾是世界佛教中心的印度,佛教却因回教势力的入侵,而走向衰亡,同时中国佛教则完成了由“边地”到“中心”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