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禅师（1007—1072），亦称明教大师、佛日大师、永安大师，是北宋时期云门宗僧人。禅师一生勤于修持，擅长文章，著作甚丰，影响巨大。在住持灵隐寺期间，他提倡佛儒调和，弘扬孝道文化，时人称为“一代孝僧”。契嵩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会通，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灵隐寺至今仍然传承着契嵩的道风。

契嵩禅师是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人，字仲灵，自号潜子，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父亲姓李，母亲姓钟。禅师幼年即结佛缘，七岁出家，十三岁剃发，翌年受具足戒。十九岁开始游方行脚，下江湘，登衡庐。曾谒筠州云门宗洞山晓聪禅师，并得其禅法，属于青原下十世。

契嵩禅师于自我的修持上精进用功，尤喜净土法门，常顶戴观世音菩萨像，每日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满十万，日复一日，无有间断。正由于契嵩禅师持念精勤，终得智慧大开，对经书章句，一点即通。

契嵩禅师生活简朴，安贫乐道，所居之室，萧然无长物，与人清谈，靡靡至于终日。平时闭门著书，客非修洁行谊之士，不可造访。来往友人见禅师生活困窘，常常有人来诚心供养，都被禅师一一拒绝，师曰：“从吾所好，何必求富而执鞭哉？”

宋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针对欧阳修等人辟佛的议论作《辅教编》，阐明儒佛一贯的思想，轰动当时文坛。

庆历年间（1041—1048），契嵩禅师离吴中，至钱塘，因喜杭州西湖风景，故留住在灵隐寺。当时天下之士，古文必学韩退之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声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契嵩禅师乃作《原教论》、《孝论》十余篇，阐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契嵩禅师藉五戒以会通五常，言：“不杀者，仁也；不盗者；义也；不邪淫者，礼也；不饮酒者，智也；不妄语者，信也。”契嵩禅师盛赞儒家五经，以佛教的“五戒”等同于儒家的“五常”，提出“孝为戒先”的重要命题。他还作《中庸解》，以佛法阐扬中庸之道。

契嵩禅师以“心”而融合了儒、佛与百家，与苏轼所主张的三教（儒、释、道）调和论可谓是见解一致。博极古今儒释教道之本，会通圣贤理事论议之迹。

皇佑年间（1049—1053），契嵩禅师往衡山，不久之后迁回杭州灵隐寺。鉴于禅门传法世系说法不一，禅师依据《宝林传》等厘定禅宗的印度世系为二十八祖，撰写《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和《传法正宗论》（以上三书合称《嘉佑集》）。契嵩禅师的所称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后来成为禅宗祖系的定论，对后世讲述禅宗史影响很大，一直待续至今。

后契嵩禅师游于京师，他的文章由开封府尹王素上达给仁宗皇帝，其中就包括《辅教篇》三卷、《传法正宗记》十二卷、《传法正宗论》二卷及《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仁宗甚为嘉赏，嘱传法院编入大藏。嘉祐七年（1062），仁宗赐大师紫衣袈裟，并“明教大师”之号。

师另撰有《嘉佑集》若干卷、《治平集》百余卷，然皆早已佚失，其门人在师示寂后三十余年，辑《怀悟禅师原教》、《孝论》等有关其一生的重要著作，编辑而成《镡津文集》十九卷流传至今。

契嵩禅师于习禅学法之余，以文会友，所交之友若非文坛俊彦，即是政界名士。作为反佛代表的欧阳修，曾站在儒家的立场作《本论》反对佛教。韩琦有一次将契嵩禅师的文章展示给欧阳修，文忠公阅后乃惊叹而谓韩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当一识之。”

次日，韩琦即偕欧阳修往见契嵩禅师，欧阳修与契嵩禅师畅谈了整整一天，非常投机。欧阳修在结识契嵩禅师之后，对佛教有了截然不同的认识，后来自称六一居士。

由于当时的宰相韩琦以及大儒欧阳修都曾与契嵩禅师有过会谈，并礼遇有加。自韩丞相而下，莫不延见，如富弼、曾巩、吕公弼、田况等等，可见契嵩禅师深受朝廷名流之推重钦羡。契嵩禅师更应机在官府中弘传佛法。又因契嵩禅师居钱塘佛日山，故又被时人尊称为“佛日禅师”。

契嵩禅师晚年在杭州永安院静养，后人亦以“永安”称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初四早晨，禅师写偈：

后夜月初明，吾今独自行。

不学大梅花，贪闻鼯鼠声。

至中夜而化于杭州灵隐寺，世寿六十六岁，僧腊五十有三。

六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敛其骨，没有被焚毁的有：顶、耳、舌、童贞以及手上所持的数珠，而且在他的顶骨之上，更有许多红白晶洁的舍利子。于是四众弟子，更相传告，骇叹顶礼。越月四日，合诸不坏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