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月十二 圆瑛法师圆寂日——为法为人为证菩提 爱国爱教爱护和平​

编辑:两车 日期:2024-09-15 09:16



近代中国佛教领袖,著名爱国高僧圆瑛法师(1878—1953),俗姓吴,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世音菩萨,梦观音送子至,于清光绪四年(1878)生此子。

在圆瑛法师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入塾读书,十分颖悟。年龄渐长,感到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为僧,叔父不许。十九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发愿,如获痊愈,决出家修行。后来病愈,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翌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从学习教律仪。未几,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充当饭头菜头,任劳任怨,不以为苦。

二十一岁时,法师发心行脚参访。他先到常州天宁寺,依冶开老和尚参禅,老和尚道风严峻,对弟子不稍宽假,因之获益者众。圆瑛法师在天宁寺学习四年,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一心参究。其间他又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前后有六年之久。由于法师学习努力,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有了深厚的基础。

光绪三十年(1894),年方十六岁的太虚法师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十八岁到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由于太虚法师天资颖悟,甚受道阶法师的重视,许为法器。以此,圆瑛法师与太虚法师亦结为好友,二人于是年七月僧自恣日在天童寺御书楼,结为盟兄弟,并由于圆瑛法师手撰盟书。在天童寺时,圆瑛法师还结识了后来厦门南普陀住持的会泉法师和民国初年即到南洋弘化的转道法师。由于转道法师的关系,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并与转道法师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


宣统元年(1909),圆瑛法师住持宁波接待寺,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培养弘法人才。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民国肇建。时佛门多故,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国佛教总会,圆瑛法师亦参与这次运动,被选为总会参议长。

民国六年(1917),他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两所僧民学校,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继之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孤儿,施以工读教育,各省闻风争相效仿。这一段时间,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民国九年(1920),他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法缘甚盛。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哀鸿遍野,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募捐赈灾,全活灾民无数。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得知后,颁赠他《大藏经》一部,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

民国十一年(1922),他到南洋弘法,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这时转道法师已在新加坡住持普陀寺,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圆瑛法师在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并与转道法师讨论重修福建泉州开元寺的计划。他离开新加坡后,转往台湾弘化,曾在台南讲经,并于民国十二年(1923)秋回到泉州。其后数年间,圆瑛法师与转道、转物二师重修泉州开元寺,并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亲他任院长,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

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充实地方教育经费,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民国十八年(1929)五月,佛教为求自保,在谛闲、圆瑛、太虚诸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于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被推为会长,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寺庙管理条例,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与此同时,圆瑛法师主持下的中国佛教会,也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鼓励寺院设立慈幼院、医院、工厂、分担社会责任,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


民国十九年(1930),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圆瑛法师当选继任。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此番住持天童是旧地重游。天童寺是六朝古刹,禅宗祖庭,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定为常规。他是年五月进院,当众宣布自己住持天童的原则:为法为人,尽心尽力。他并提出十二不与大众共勉:不贪名、不图利、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进院之后,随即开讲《楞严经》,四方学者云集。以后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丕振宗风。

民国二十年(1931),寺产兴学事件风波再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邰爽秋回国任教于中央大学,他提出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等主张,与时任内政部长的基督徒薛笃弼内外唱和,较之先前的寺庙管理条例更为彻底。圆瑛法师出面奔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年夏天,长江水灾为患,蔓延数省,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秋天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圆瑛法师通告全国佛教团体,启建护国道场。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

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天,天童寺大火,殿堂楼阁被烧去九处,计五十余间,寺众悲痛万分,认为非二十年不能恢复。圆瑛法师亲自募捐,三年之中全部重建,比之以前更见庄严。同时在此数年内,他赴闽南、长沙等地讲经,法缘极盛。民国二十四年(1935),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是年秋季落成。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任天童寺方丈满六年,坚决辞职,由大悲和尚继任。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月,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这年是他六十寿辰,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十二日。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身为中国佛教会会长的圆瑛法师积极投入抗战救亡,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与此同时,他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救护队以卡车将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蒙佛加被,只阵亡两名队员。上海沦陷后,圆瑛法师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由上海、南京到达汉口,继续从事救护工作。


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着。十月,圆瑛法师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希望他能到南洋募集医药费。法师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偕同明旸法师出国。先后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机构,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每到一处,不仅得到当地佛教界的欢迎,而且得到广大华侨的热忱捐助,为抗日救灾筹集了大批款项。两年间总计募得十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季,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住持法席。极乐寺乃鼓山涌泉寺的下院,是南洋有名大刹,在星洲颇著声誉。圆瑛法师住持后,苦心经营,极乐寺日趋庄严。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天,他偕弟子明旸法师回到上海,不意遭人检举,说他是抗日分子,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重庆政府。农历九月一日,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为日本宪兵队逮捕,连明旸法师也一并被逮,先关在宪兵队,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遭到恐吓刑讯。圆瑛法师从容陈辩,不为屈服,上海各界人士也多方营救。又因圆瑛法师名播中外,众望所归,到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到此日军仍不死心,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诱迫他合作,也遭到拒绝。

圆瑛法师回到上海后,仍驻锡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数年中撰著了《劝修念佛法门》《劝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他不但精通性相,兼善诗文,且精于书法,有来求墨宝的,他一一书赠结缘。民国三十二年(1943),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斩云鹏老居士数度派代表敦请圆瑛法师到天津讲经,情不可却,遂启程北上。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他又到北平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回到上海后,又应无锡、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在那两年,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

民国三十四年(1945)春天,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圆瑛法师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长,并亲自主讲《楞严》,编写讲义。同时还聘请应慈、兴慈两位法师授课。民国三十五年(1946)二月,他一度中风,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疗养了两年,始逐渐康复。


解放前夕,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催促法师到南洋安度余生。法师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作为复信,婉言谢绝。1949年后,他仍在上海弘法。1952年10月,圆瑛法师以七十五岁高龄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欢欣鼓舞,号召大家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文中说:作为一个七十六岁的佛教僧人,几十年来,我曾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在侵略者压迫下的苦难而悲痛过;三年多来,我又为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和人民的幸福而欢欣鼓舞。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如何在为国内和平建设而努力,为国际和平事业而努力。由于圆瑛法师当时在佛教界的崇高声望和地位,他的立场与言论对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佛教徒们影响是巨大的。

1953年,陈质如、赵朴初、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圆瑛法师被推为第一任会长。同年秋,法师因积劳成疾,健康情况恶化,决意归老宁波天童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法师对身边弟子遗言嘱托“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稍停片刻后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这不仅仅是法师对后辈学人的谆谆教诲,也是法师自己一生弘法利生,无私利众的写照。1953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二),圆瑛法师安详示寂,世寿七十六岁,僧腊五十七年。圆瑛法师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者如《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起信论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门人弟子编辑为《圆瑛法汇》行世。其中,堪称巨著而令法师最费心力者,当数《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

法师一生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潮中,一生精研教理,圆融通达。他利益众生、无我忘躯的菩萨精神,是我等弟子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