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梳理佛教建筑中国化的特色与源流，探索中国佛教建筑的现代转型，系统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走深走实，2024年11月23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天津市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承办，中国佛教协会人间佛教思想研究基地协办的2024年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研讨会在天津大悲禅院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人间佛教视域中的中国佛教建筑”，来自中国佛教协会、北京市佛教协会、天津市佛教协会、河北省佛教协会、山西省佛教协会、浙江省佛教协会，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浙江佛学院（总部）等单位共20余位佛教界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本文特编发佛教界代表和与会学者发言观点摘要，以飨读者。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光泉法师作了题为《佛教中国化视域下的寺院建筑发展与现代转型》的发言，他指出，寺院是佛教传播的载体，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建筑逐渐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建筑形制。中国佛寺建筑的发展，历经东汉草创、唐宋繁荣，到明清的规制与精致，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技术与艺术交融的集中体现，也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一环。营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佛寺建筑，在寺院建筑上继续走中国化的道路，应注重设计与理念相契合、空间与功能相统一、建筑与生态相交融，倡导体现中式建筑美学、融合时代科学精神，倡导使用环保无害材料，使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功能型、香火型寺院转变为人文型、服务型生态文明道场，充分发扬佛教“普度众生”的积极入世精神。应基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在传统与现代、国际与地域之间寻求平衡，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本土独特景观及文化相融合，以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佛教建筑，并达到佛教建筑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境界。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昌鸣教授作了题为《“人间佛教”背景下的寺院建筑设计》的发言，他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寺院建筑格局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演变，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布局模式。这种变化过程，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对于佛教思想的认识相关联，寺院建筑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在“人间佛教”思想已经逐步深入人心的背景之下，新建寺院建筑的整体布局及其建筑形式，成为亟待回应的问题。他分析了台湾地区佛光山、中台禅寺、农禅寺和中国大陆浙江省瑞安市普明禅寺、山西五台山古文殊寺、海南南海佛学院、上海国庆寺等寺院建筑案例。他认为，寺院建筑无论是在总体布局还是单体造型方面，应在中国寺院传统建筑风格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为佛教传承创造有利条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方拥教授作了题为《唐宋沿海佛寺中仿木结构的大型石塔》的发言，他指出，在世界建筑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从距今两千年开始逐渐放弃了木材，只有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地坚守木材传统。木结构大约于汉代就已升华为图腾性的建筑偶像，无论面临多大的加工难度和工程代价，梁柱斗栱的形象特征也不可缺少。唐宋时期在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建筑类的大型石结构佛塔。这批佛塔体现出一种罕见的创新，用质地坚硬雕凿困难的花岗岩石，模仿质地松软加工容易的木结构；迥然不同于其它地区雕刻类的小型石塔和经幢，规模宏大以外，功能上拥有雕塑不可能成就的建筑空间，造型上更与华夏经典的木结构建筑惟妙惟肖。唐宋时期东南沿海仿木结构尤其是梁柱斗栱惟妙惟肖的大型石塔，是中国本土的独特创造。在其傲然崛起的过程中，佛教发挥了显著的催化作用。

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佛教协会会长昌善法师作了题为《五台山汉传佛寺建筑中国化特征》的发言，他指出，山西五台山是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也是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居一山的道场，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代表。五台山现存的汉传佛寺建筑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征：一是汉传佛寺位居山中，与山形山势相得益彰，呈现出天人合一的特征。二是五台山多数汉传佛寺建筑沿中轴线布局，中轴线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两边分布钟鼓楼、观音殿、地藏殿、祖师殿等配殿。黛螺顶的中轴线还布局有旃檀殿和五方文殊殿。三是五台山多数汉传佛寺建筑中会建造文殊殿，突出文殊信仰。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根本应化道场，五台山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文殊菩萨在中国安家的过程。五台山诸多汉传佛寺建筑中多建造有五方文殊殿，五方文殊殿的建造也是五台山汉传佛寺建筑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北京市佛教协会监事长、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刘军副主任作了题为《雍和宫：佛教建筑中国化的典型代表》的发言，他指出，雍和宫是北京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其整体布局、建筑形式及装饰艺术等，既具有一般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特点，同时又集宫廷与民间，以及汉、藏、蒙、满等民族建筑艺术于一体，是佛教建筑中国化的典型代表。雍和宫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式、建筑装饰等方面，将藏传佛教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入到内地宫廷建筑形式中，实现了内地宫廷建筑与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彰显了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底蕴与魅力。作为清代皇家寺院和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雍和宫备受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推崇和支持。由于地处京畿的先天优势和皇家寺院的特殊身份，雍和宫的建筑恢宏壮丽、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深厚，反映了清代佛教中国化的状况，是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教授作了题为《佛教建筑中国化管窥》的发言，他指出，⼤乘佛教艺术东传之后，中国的空间设计愈加有⼀种充沛的⼒量，建筑、雕塑、绘画被整体动员起来，现存唐、辽时期的佛教建筑堪称代表。蓟州独乐寺的辽构被梁思成评价为达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度调和的境界，也被陈明达深⼊研究后论作“设计⽔准，当推第⼀”。他在前辈学者论断的基础之上，借助三维激光扫描得到的点云数据，对独乐寺的建筑、雕塑以及壁画艺术加以综合分析。他进一步以五台⼭佛光寺、义县奉国寺等千年古刹为案例，对唐、辽时代已经充分中国化的佛教建筑“表里如一”之“整体艺术”做了细致探讨。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作了题为《作为“表征”和“实践”的空间——论汉传佛教寺院与社会生活空间》的发言，他指出佛教寺院是佛教三宝住世的象征，是佛教弘扬佛法、进行社会教化、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及僧俗大众修习佛法的空间。因此,寺院是佛教信仰、思想等观念呈现的“意象空间”，是佛教作为一种“制度”嵌入政治、社会的“神圣空间”，更是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生活空间”，是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中心，集中呈现、保存、传承了佛教文明的精华。就寺院的社会与文化功能而言，寺院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的互动空间，也是政治与社会权力的交换空间、社会休闲与生活的净化空间等。寺院研究应在佛教史研究中人物、活动等叙事方法之外，将寺院提升到“关系的场所”的研究视角，成为“佛—人”“人—人”“僧—俗”共同停驻的空间，通过寺院的“空间实践”诠释“信仰一社会”的互动，以“空间表征”解释寺院的“神圣空间”属性、思想、信仰层面的“意象”与权力、资本等世俗表征，以“再现性空间”彰显寺院日常生活的“神圣一世俗”“信仰一社会”“象征一现实”等融汇。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许政副教授作了题为北京塔林的空间布局与造型特点》的发言，她指出，以北京地区的主要塔林有潭柘寺塔林、银山塔林、戒台寺塔院、上方山塔院、红螺寺塔院、八大处塔院、贤良寺塔院和芦井塔院。其中规模最大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特征的是潭柘寺塔林和银山塔林。两处塔林墓塔大约108座，保存完好，跨越辽、金、元、明、清各个时期，布局的独特性显著。与中原地区的塔林不同，银山塔林带有明显的胡化色彩，潭柘寺塔林布局则是中西特征结合的产物。北京所在的地理位置历史上长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融合之地。塔林建造的时间，不少处于少数民族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人控制时期。少数民族不仅带来自己的文化传统，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对外来文化也保持开放态度。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机缘，北京塔林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单体墓塔设计均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具有多元融合并存的性格特征，与中原地区其他塔林不同。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李若水副主任作了题为《由义县奉国寺大殿看辽代佛殿的礼拜空间》的发言，她指出，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辽代木构建筑，其建筑结构保存完好，大殿内的塑像设计也基本保留了原状；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能一定程度上认识奉国寺在辽代的整体布局，是辽代佛教寺院中各层面信息均保存较为完整的珍贵实例。她结合文献记载与实物遗存，根据建筑结构、彩画、佛像、壁画等在奉国寺大殿礼拜空间中的组合方式，讨论了奉国寺大殿的空间性质、大殿内礼拜空间划分、大殿礼拜空间的整体性、奉国寺大殿殿外礼拜空间的设置。她认为，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塑像、绘画在佛殿空间中的相互交融，高度整体性的礼拜空间是唐辽时期佛殿的普遍做法。奉国寺大殿的辽代建筑、塑像和彩画都得以较完整的保留，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辽代佛殿礼拜空间的整体组织，使我们今天能够对形成这一空间的各种组成元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更深入地考察早期佛殿的设计方法，以及僧众信徒的礼拜活动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培训部秦萌主任作了题为《关于推进新时代佛教建筑中国化的浅见》的发言。他指出，佛教建筑中国化既是自古至今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体现，又是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新时代，党和政府对宗教建筑中国化方面的引导和要求主要体现在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适应三方面。新时代进一步推动佛教建筑中国化，需要处理好庄严与节俭、复古与创新、标准化与多样性三组关系。既要在遵循法律规范、技术标准基础上，通过复古、仿古，传承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佛教建筑智慧与精髓，又要积极创新，探索发展具有当代特色的新时代中国佛教建筑样式、风格、布局、技术等。他建议新时代佛教界在推进佛教建筑中国化过程中，做好增强法治观念、注重内在庄严、加强宣传普及三项工作。通过适当渠道进行佛教建筑文化、知识传播，帮助社会大众了解中国传统建筑、了解佛教建筑理念和发展历程、了解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河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保定兜率寺住持明月法师做了题为《鉴古知今 守正创新：中国佛教建筑现代发展》的发言，他指出，佛教建筑是佛教修行、传播的物质载体，其形象也是佛教自身的具象体现。现代形态的佛教建筑是现代人间佛教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对于国内佛教建筑的发展来说，一些佛教建筑忽略体现佛教意蕴、功能设计相对单一、缺少时代感等问题也较为明显。他分享了兜率寺在确定寺院定位及弘法理念、奠定寺院长远发展基础、突出建筑意蕴打造寺院形象等方面的建设思路和具体实践。他提出，在建筑基本材料已非木石而主要转变为钢铁、混凝土和玻璃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挥现代建筑材料的特点，使佛教建筑成为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艺术创新的滥觞、社会审美的引领；应将佛教建筑与现代声、光、电等技术有机结合，让进入佛教寺院者能做到沉浸式体验佛教和佛法；我国城镇化趋于完成，按照传统院落布局在城市中建造寺院不再现实，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必然带来寺院建筑的明显变化。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漆山研究员做了题为《文化三层面思想下的我国古代佛寺布局研究》的发言，他指出，佛寺是“实现佛陀教育的一个场所或机构”，佛寺建筑载体属于 “物质文化”层面，被佛寺“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所决定。佛寺建筑群的配置、定位、关系是为佛教教育目标的达成服务，承载了 “学与修”的教育体系，诠释了僧团的组织方式及管理制度。从“学修体系”和“组织管理制度”视角审视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寺，是理解中国佛寺空间布局嬗变的窍诀。中国佛教在本土化的进程中分别出现了“道宣模式”“百丈模式”“后百丈模式”等三种特征迥然的佛寺布局类型。从三种佛寺布局类型，可以看到佛寺建筑作为佛教教育目标及组织管理制度的物化，及软件和硬件的紧密互动。物质、思想、制度三层面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精准地理解中国佛寺空间布局嬗变的“所以然”，成为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的钥匙。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古建所所长李德华博士做了题为《五台山大显通寺营建考》的发言，他指出，大显通寺是山西五台山创建较早、影响力较大的汉传佛教大型寺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例见证。他钩稽历史文献，梳理了大显通寺自北魏至今的营建沿革以及重要历史节点的建筑布局。通过复原地段的原始地形，推测北魏始创时期时称大孚灵鹫寺的选址意图以及平面格局；并选取唐文宗时、明代万历重建后以及清代乾隆重修后等三个历史片段，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大华严寺（显通寺）的平面格局进行复原推测。他认为，唐文宗时达到鼎盛的大华严寺采用了隋唐时期常见的子院制平面布局，同时又顺应五台山复杂的山地地形，将众多子院自由布局，这与长安或洛阳等城市的大寺院平面布局有着显著的差异，体现了中国古代山地寺院因山就势布置的自然理念。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朱蕾副教授做了题为《康乾时期天津盘山佛教空间概览》的发言，她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盘山全图》作为讨论材料，分析了清乾隆帝追随皇祖康熙在天津盘山的佛教名山基底上的大规模营造。她指出，乾隆将盘山整体凝练为“静寄”的禅学主题，并将盘山行宫以静寄山庄为名，纳入整体的名胜格局。梳理盘山景观形成静寄山庄内八景、外八景、行宫内新增六景、附载十六景的景观体系。其中内八景和新增六景是新的营建，其余二十四景都是盘山旧迹，其中佛寺占二十景，其余四处自然景观亦包含禅学基因。盘山的佛教空间从念佛会到静寄主题，延续着统一意象下的特色建设，贯穿由山的整体尺度到一树一石一室的小尺度，构建出盘山能够成为名胜的人文骨架。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敖仕恒高级工程师做了题为《观音补陀洛迦布局与人间净土》的发言，他从《华严经》华藏世界的结构，引出补陀洛珈山与华藏世界的关系，根据从印度到中国各个观音道场中国化的过程，借助长安终南山、昆明圆通山、浙江普陀山、福建南普陀、河北雾灵山、东北长白山、东南泗州大士信仰等观音文化现象，阐述了它们依据山水形胜建设而与历代国都互动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结合中国地理三阶梯地形的特征，借助北京潭柘寺、河南平顶山、江苏宝华山，太原天龙山、平武报恩寺、大理观音信仰，及西藏观音信仰案例，探讨了大小互涉、重重无尽中国化观音道场的世界观与地理格局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浙江佛学院（总部）副院长法恩法师做了题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传承与现代化转型——以宁波雪窦山佛教寺院为例》的发言，他分析了传统佛教建筑空间布局、宗教传承、文化传承、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内涵与特色，讨论了宁波雪窦山资圣禅寺和弥勒圣坛的创新实践。他认为，佛教寺院是佛教精神在实体建筑领域的映射，具有宗教意义的显性表达和宗教活动承载的功能，展现了佛教传统建筑空间布局传承、教义与仪式传承、传统艺术与文化传承的多重元素。现代社会对于佛教精神的需求是一种相对自由、宽泛且纯净的心灵参悟场所。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协调好宗教需求、文化传承和现代创新之间的关系，满足现代人在精神慰藉、文化体验、社交与公益活动方面的需求，是当前佛教寺院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佛教寺院在传承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准确把握当代社会对佛教的需求。只有这样，佛教寺院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好地履行其新时代使命，为社会大众和信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推动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健康传承。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天津市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