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明代限佛与杭州佛教
编辑:西行者 日期:2020-07-17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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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割据势力后,于公元1368年即皇帝位,年号洪武,定都金陵(今南京)。朱元璋在逐步完成中国统一后,吸取“民急则乱”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则失之也”。同时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传佛教,因而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逐渐有所发展。又因明太祖出身于僧侣,也曾有意整顿佛教,重建被毁寺院,为佛教设立职官,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高其品秩;亦利用儒学、道教为其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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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时不久,明太祖朱元璋恢复了历代统治集团的“宽猛相济”政策,对全国佛教管制甚严。明洪武初,未待全国平定,明太祖即宣布尊儒崇佛,一面竭力笼络利用文人,命翰林院择唐宋名儒“笺表为法者”,并诏举“聪明正直,贤良正方、孝悌力田”的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而同时对不能为其所用或不合其心意者则采用高压政策。在朱元璋统治期间,曾发生两件震撼全国的案件:


  一是洪武十三年(1380)以左丞相胡惟庸树党谋逆的罪名将胡杀害,后于洪武十九年到二十二年(1386-1390)又认为胡生前通倭通元(北方蒙元),又穷究党羽,株连被杀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案”、“胡狱”。


  二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凉国公蓝玉谋刺皇帝案,也遭到“族诛”,被杀一万五千人,史称“胡蓝之狱”。


  朱元璋还颁布《昭示奸党录》与《逆党录》,将大明王朝开国元勋几乎都被杀害了,如大将徐达也被“赐死”。


  宋濂是明初散文家,参与过《元史》编修,任翰林学士,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三年,宋濂之孙宋慎受胡案牵连在京坐牢,宋濂前去探监,朱元璋就下令处死。经太子、皇后求告免于一死,发配茂州(今四川境内),死于途中。


  明初,著名的“吴中四杰”以诗文出众都做了官,结果是翰林院国史编修高启被诬赋诗含讽腰斩东市,徐贲下狱至死,张羽被逼投江,官至山西按察使的杨基受谗罢官劳役,忧愤而死。


  著名学者解缙曾上万言书批评朱元璋“政令屡改,杀戮太多”,被罢官八年。永乐年间,明成祖起用主编《永乐大典》,永乐五年(1407)说他“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被谪广西。八年后入京奏事又说他“无人臣之礼”将他下狱,最后还是被借故杀害了。


  朱元璋当过和尚,但非常忌讳别人提及,甚至不准在文章中出现“僧 (生)”、“光”、“秃”等字样,由此又大兴文字之狱。常州学府训导蒋镇在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可知”句,他把“生”读成“僧”,于是令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在本县《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句,将“取法”读成“去发”,同样令诛。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其中有“作者垂宪”句;杭州府学教授、名儒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无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以为他们讽刺他当过红巾军、做过和尚,就下令将他们斩首。


  对佛门僧侣也如出一辙。明洪武初,朱元璋就诏令举荐各地“耆硕名僧”,邀杭州无旨可授、德隐普仁等出主名刹,弘扬德韶、圆照教规,还亲封灵隐寺方丈见心来复等为“十大高僧”,授可纯禅师为“杭郡都掌教”,管理佛门事务。


  同时仿效梁武帝设“无遮道俗大斋”的形式,由朝廷出面在金陵(今南京)钟山天界寺举行布施僧俗的“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即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一律平等供斋,无所遮拦,以笼络佛徒信众。当时两浙的名僧都参与了这次大会。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又下诏举荐名贤高僧,集中金陵,在蒋山寺举行“广荐法会”,由各地高僧升座说法。净慈寺清远怀渭、逆川智顺,灵隐寺的天镜原静等均参与其会,朱元璋还亲临慰问,并从中选 高僧点校藏经,实际将各地名位集中进行一次考核,对应对称意者加以封赏,并以僧人与世俗无所牵涉,寄以心腹,作为他的耳目,使其检校官民动静,随时告密。而对于一些不愿俯首受命者则逐渐受到排斥和迫害,如净慈寺住持愚庵曾名列全国名贤高僧榜首,但愚庵称其老病不能参加法会,不久就由朝廷下令命他去穹窿山“终老”。


  中天竺住持宗泐又居各地高僧首位,明太祖立即命其到西域去取文殊经。回朝后被封为左善世师,赏赐甚丰。宗泐的“道德文章”为当时文学名士虞集等崇敬,明太祖又命其撰写《赞佛乐章》,共分八章:善始、昭信、慈延、法喜、禅悦、编应、妙济、善成。明太祖阅后御署曲名,下令谱成曲调,作为佛门定制,并尊称宗泐为“泐翁”、“泐秀才”,邀他留京做官,宗泐予以回辞。当时朝廷要设置“善世院”,总统天下佛教事务,又命宗泐发檄文至各名山表示拥戴,而宗泐却笑而不应。宗泐坚持返回杭州丛林,从此遭到冷落。宗泐急流勇退,最后和愚庵那样被遣送往安徽凤阳的槎峰终老。


  明太祖在金陵设善世院,掌管全国各大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自此对佛教的限制管理日益严格。首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对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入院;对僧人普发度牒;并命各地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三经。


  洪武十五年(1382)依照宋制设各级僧官,在京设僧录司,各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僧录司官员由礼部任命,主要任务是监督僧众行仪及主管考试。洪武二十四年(1393)又作出进一步控制的规定,命各州、府、县只许保留大寺观一所,僧众集中居住,限各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等。


  明初,杭州佛教各宗派中禅宗盛行,以临济宗为最。当时有元末遗留名僧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愚庵智及等;明初新起的著名禅师则有季潭宗泐、见心来复、南洲溥洽、以及道洐、德祥、祖芳、守仁、同庵等。这些名僧除道洐(即姚广孝)当时住持杭州天龙寺外,大多出自灵隐、天竺和净慈。他们都曾被封为僧官,道洐还因助明成祖复国有功,被封为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上朝著冠带,下朝穿僧衣”,这是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然而,在明王朝“宽猛相济”政策下,不少为官的高僧稍有不慎,就可能“今为座上客,明为阶下囚”。


  如灵隐的见心来复,他于洪武三年(1370)由朱元璋亲封为高僧并召令入京封为僧录司左觉义,曾受命撰“正心”、“观道”、“崇本”、“敬贤”四箴(即规戒的箴言)。当时,来复在《谢恩书》中写了“全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朱元璋认为“殊”是“歹  朱”,骂皇帝是歹徒,借故说他“吟诗含讽”,将他杀害了。


  又如灵隐寺慧明性原不遗余力修建寺院,于明洪武五年(1372)被列为高僧,洪武十一年(1378)住持灵隐寺时“振扬宗风”,颇有德行,不久却因僧人诬陷告官逮捕入狱。


  再如中天竺住持南洲博洽,也被征召入京受封僧录司左善世师,明成祖疑与建文帝出奔有关,就把他拘禁十余年,最后由道洐临终时跪求才获释,出狱时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


  还有灵隐寺名僧豁堂无故入狱,只能在狱中传法,“佛声浩浩”,人称“地狱西方”。


  这种戕害之风一开,冤狱迭起。其中明末“四大高僧”的遭遇和冤案震惊全国。这“四大高僧”是:


  莲池祩宏(1535-1615)
  紫柏真可(1543-1603)

  憨山德清(1546-1623)

  蕅益智旭(1599-1615)


  除蕅益属后起之秀,曾师从莲池和憨山弟子雪岭,云游各地最后避居浙北山区孝丰(今属浙江安吉)灵隐西湖寺著述修行,未曾遇害外,他的三位师辈都受到迫害。憨山于万历二十三年(1585)因私建海印寺罪充军广东雷州,该寺被毁。莲池与紫柏都是杭州高僧,在佛学纷争和宫廷之争中都受到迫害。


  莲池祩宏,即云栖大师。他本属禅宗,其教理多用华严宗解释,同时着重传播持名念佛的净土信仰。隆庆、万历年间,他“以匡庐莲社宗风大振东南”,西湖不少佛寺在其影响下,出现“中兴”之势。莲池在师事偏融时受到启发,并专志研习华严始祖法藏等的华严思想,曾在所著《阿弥陀经疏钞》中运用法藏教判把《阿弥陀经》判定为“顿教所摄、兼通终圆”。


  就在明万历年间,雪浪在金山讲《楞严经》时,阐发了明代禅僧法藏主张的教义(此法藏不是华严始祖法藏)。法藏所著的《五宗原》一书反对其师密云的学说,主张一个圆相是禅宗五家的根本(此说与《楞严经》所说“心精偏圆,含裹十方”之意相同)。净慈寺住持性莲曾去金山听讲并抄录《五宗原》,还长跪坚邀莲池在净慈寺主讲《圆觉经》,先后五十三天,多时达万余人,盛况胜于历代,为此性莲被召入京。这时有人反对法藏背师叛道,性莲即潜返杭城修行忏悔,莲池也隐退丛林,闭门修心。


  此后,又发生了“紫柏狱”。紫柏原在五台山刊刻《大藏经》,因北方气温寒冷迁来径山继续刊刻,史称《径山藏》(即明藏万历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就因所谓“妖书案”(有关宫廷倾轧内幕的匿名书)被诬入狱,当年死于狱中。由于事件接连发生,杭州佛门弟子噤若寒蝉,佛学陷于沉寂。正如《五灯会元续略·凡例》所说:“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但这些“人宗大匠”都只能是“韬光敛瑞,名莫得传”,因此,明代佛门宗匠见诸于史传者不多。直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此时“四大高位”已只剩憨山一人,他以古稀之年,于是年正月专程来杭在云栖寺为莲池祩宏大师作塔铭,佛门为之一振,四方僧徒领袖在西湖集会欢迎,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盛况一时。杭州佛教直到清初才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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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云栖竹径莲池大师墓


  综观明代杭州佛学,自宋以来,净土法门一直成为各宗共同信仰。明初时,道洐、南洲博洽等名僧都弘赞净土,各有著述。到了明代后期,莲池、蕅益等都专志净业,或提倡禅净一致,或说性相融合、或论儒佛合一,而一概以净土为归宿,广受道俗归向。莲池还建立了净土道场,从此盛行“禅净双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后人评定莲池为净土八祖,对杭州佛教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一生奉佛,竭力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佛教各宗并重,故发愿礼拜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和西方东土历代传宗判教。蕅益从师辈遭遇获得启发,云游四方,最后至浙北山区灵峰闭门研究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为了融合儒佛思想,他曾著《周易禅解》、《四书蕅益解》,在佛教理论上提倡性相融合,实践上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阿弥陀经要解》一书是他晚年以天台宗解释《阿弥陀经》,体现净土思想体系的著作,着重提倡持名念佛,并以此经总摄佛教,又以信愿行收摄此经宗旨。同时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又有禅、教、律归入净土的思想,后来台家讲教大多依据他所释经论,因而形成合教、观、律归入净土的“灵峰派”,一直延续至今,故后人奉他为净土九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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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之而起的还有在家居士研究佛学之风悄然而起,不少士大夫阶层的官员学士眼见官场险恶,纷纷闭门念佛修行,一些文学之士,如宋濂、袁宏道等都著有许多佛学著作;名流虞淳熙等就多从莲池研习过净土法门。在明末四大高僧中,莲池、憨山、蕅益都曾研习过法藏、澄观的华严思想,并撰有不少华严著作,但仍以净土为归宿。


  自明代中叶后,由宣宗到穆宗(1426-1572)一百多年间,几代帝王,忽而佞佛,忽而抑佛,极不稳定。明宪宗于成化二年、十年、二十年先后三次滥发度牒而敛民财,使僧尼骤增。而嘉靖年间(1522-1566)明世宗又崇道抑佛,排斥佛教。在大起大落的情况下,佛教各宗都日见衰微,如慈恩宗等已濒临绝学,其著述也大多散失。仅明昱(1527-1616)等少数法师曾先后在金陵、杭州等地弘扬《唯识》。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才由莲池弟子绍觉广承继前贤遗志在杭州莲居庵讲说《唯识》,并著有《唯识音义》八卷,使几乎成为绝学的慈恩宗得以恢复,并被称为“莲居派”。对此,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曾盛赞慈恩学者复继研究之举。此后钻研《楞严》者居多,《唯识》之学又趋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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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律宗原已默默无闻,明末清初才有如馨在金陵传戒说法,重兴南山律宗。其再传弟子玉书来杭住持昭庆寺也开始重兴律宗,为重兴律宗创造了条件。


  万历时以“四大高僧”为标志,佛学似有复兴之势,但又因政事纷争,不断受到挫折。


  “十方选贤制”是由北宋苏轼提出实行的,好由官府邀各地名僧住持名刹,以振名山禅风。南宋时,径山石溪心月就提出要实行“分宗制”,遭到反对而平息。明正德六年(1511)径山寺僧惠诚等又提出要实行“分房制”,将该寺分为十八房,各房独立,住持由各房轮流担任,无权过问各房事务。在当时情况下,杭州各寺自顾不暇,已无人提出异议,致使径山名刹从此一蹶不振。据该寺遗址留有的万历年间的铁炉镌刻的名单表明,时隔仅六十余年,径山寺只剩下十房。据志书记载,最后只剩下三房。由法钦创建,大慧全盛的径山寺,从此趋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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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杭城寺院大多毁于元末,因此明初时天竺、相国、大中祥符等寺均争待整修或重建。朝廷开始还重视,命地方官员给予支持,明太祖朱元璋还下旨重建上天竺观音菩萨殿,命杭州驻军士兵停操二个月,为重建观音殿搬运砖木。此后,朝廷对破败不堪的寺院一般都不管不问,如永乐年间重建玛瑙寺,成化中(1476)重建下天真寺等就都由寺僧毒峰禅师等募化自建。到明代后期,如智果寺等均已殿宇颓败,不蔽风雨,却一直无力修复,任其荒芜。正德年间,惠因寺僧人困于征徭、寺宇颓废,最后只能请行脚僧住寺维持。下天竺寺由寺僧向福建苦募木材,一路上还受到官府扣留刁难,最后在杭州富商名流资助下才得以重建。


  明代中后期,有些皇亲国戚也仿效南宋王朝,将一些名刹改作“香火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孝惠皇太后邵氏将净慈寺“家庙化”。她割净慈寺十分之三并废法因寺、耗资十余万两黄金建成家庙,“玉垣金槛,赫奕一时”。人们把邵氏与吴越文穆王妃吴氏、忠懿王妃孙氏、宋章懿皇后李氏、高宗贵妃刘氏等并列,加上当时杭州出了李昱、茅瓒二名状元,故人们传称:“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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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时,杭州火灾频繁,倭乱不断,寺院常遭毁坏。如昭庆寺自洪武至成化年间,经过多次修而火,毁而建。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扰,地方官员“恐贼据为巢,遽火之,事平再造”,同时,拟将昭庆寺与净慈寺同时焚毁。当时净慈寺住持了然道富头顶“敕建净慈寺”匾额,泣跪于巡抚李天宠辕门,才得幸免。而昭庆寺等则“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寺院尽成灰烬。由于这几十年内戎马纷纭、征鼓喧杂,不少寺院沦为兵营,寺钟熔为兵器,乔松修竹被伐,僧徒窜伏林莽,又成为杭城佛教史上的一大劫难。有一年,海寇入侵杭城,火烧湖墅,西溪男女越岭至灵隐避难,寺僧都认为海寇必至而官兵又无力抵抗,纷纷主张弃寺逃避。灵隐寺住持前溪德明力主“合众结台于路,声势相援”,海寇闻讯不敢来犯。随即灵隐等寺又施粥济贫,但该寺数毁数建,损失甚大。


  由于明初成片建寺,朝廷支持修建上天竺观音菩萨殿,逐渐吸引四方信众,每年春节后,自花朝至端午,农夫村姑成群结队,来到杭州上天竺烧香拜佛,开始形成了热闹的香市。据明代张岱《西湖香市记》所称,进香的善男信女“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凡四阅月方罢”。当时昭庆寺尚未焚毁,“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水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有蓬,蓬外有摊”,盛极一时,这是杭州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香市。故《万历钱塘县志》载:“每亢旱霪潦,有司恒即山中迎大士像入城,于吴山海会寺祈祷,无不响应,而大士遂为一郡雨旸司命,远方趋赴,香火之盛不下普陀,远及齐鲁楚豫,无不奔至,四时不绝,而春月尤繁。”


  到了明代后期,由于兵火连年,灾荒不断,杭城出现一片萧条,满目凄凉。据张岱目击,但“见城中饥殍舁出,扛挠相续”,有人改古诗讥嘲云:


  山不青山楼不楼

  西湖歌舞一时休

  暖风吹得死人臭

  还把杭州送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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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万历《武林梵志》载当时寺院分布:


  计城内梵刹得寺庵院凡六十七,城外南山分脉得寺庵院凡一百,北山分脉得寺庵院凡一百九十六。外七县梵刹,计海宁县二十一寺,富阳县十四寺,余杭县十寺,临安县十二寺,新城县七寺,于潜县二寺,昌化县一寺,凡得寺院四百三十所。


  按其所载,其中城区寺院已减至三百六十三所。


  在此情况下,明末清初直到清王朝统一中国,杭州名僧纷纷退隐丛林,慈云寺、潮鸣寺、净慈寺、径山寺等又有成批僧侣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保留了很多明代禅风。其中于海宁碧会寺受临济宗法,主张“万法唯心”的隐元隆琦(1592-1673)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东渡日本,后在京都创黄檗山万福寺宣扬临济宗法,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祖师,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之一。


  在此同时,江南一些士大夫继东林党而起,为抗清复明结社,由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合并苏杭各地文社,称为“复社”,以谋挽救明王朝统治。清军南下,其中吴应箕、陈子龙等直接参加抗清,至顺治九年(1652)“复社”被取缔,加上康熙帝玄烨一直在全国平乱,镇压浙闽民起义,杭州一些士大夫以复明无望 ,纷纷隐入佛门,销声匿迹。如著名画家、诗人陈洪绶(1588-1652),明亡即削发为僧,原号老莲,改号悔迟、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等,清兵入浙东时,他曾被捕,后在绍兴云门寺出家为僧,改号披缁,曾因拒绝为清将作画,几乎被杀害;后移居杭州吴山火德庙,面对景色已非的湖山,题吟了悲怆的《西湖垂柳图》。此外,当时著名“西泠十才子”中,在上天竺出家的有俍亭和尚、灵苗和尚等。俍亭有《山居诗》云:


  寂寂山中人,居室尘不扫。

  白云环绕之,阶前尽荒草。

  徒侣绝往还,形容乐枯槁。

  一笠与一瓢,兀然忘其老。


  其诗充满凄凉哀伤,俍亭后终于西溪云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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