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木鱼正在杭州云居山圣水寺习禅。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打碎了他一心潜修以求来日弘扬佛教的好梦。他白天过着暮鼓晨钟的恬静生涯，而在晚上不止一次地自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国家危难、民族遭殃的时刻，我岂能隐居山林，袖手旁观”。

这时，正好西湖弥陀寺的大愿法师激于爱国义愤，发起组织杭州市僧尼救护队。青年木鱼闻知此讯首先报名响应，并积极参加了救护工作。他在求学时代所获得的生理卫生知识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久，日军侵略者直逼上海。随着淞沪战事的进展，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战局急转直下，杭州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温州江心寺钦云法师用长途电话催木鱼回寺，温州的僧俗故旧也希望木鱼回去整顿永嘉县佛教分会，以建立一个能适应战时需要的佛教组织。木鱼权衡再三，乃于1937年10月离开杭州回到温州江心寺。并立即和同道向永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负责人柯逢春、刘景晨及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整顿永嘉佛教组织的建议，并得到了各界士绅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温州城内天宁内召开了永嘉县全县僧尼大会。这次大会在木鱼人生道路上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从一个佛教僧徒成为一名抗战斗士。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佛协机构——中国佛教会永嘉县分会，九位理事：木鱼和天宁寺释启明、准提寺释雪生、西山堂释依定、庆福寺释因弘五人为常务理事，推木鱼为理事长。从此，木鱼一名普通僧人成为佛教团体的负责人。他主持了该协会的第一次常务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杭州僧尼救护队的先例与经验，组成了一个适应战时需要的抗日团体，全名为中国佛教会永嘉县分会僧尼救护队。救护队由在俗时当过兵的天宁寺释启明任队长，驻地就设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天宁寺。

▲1938年日军飞机飞过温州钟楼上空

僧尼救护队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广大僧众热烈拥护报名踊跃。全队共青年僧尼45名，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8岁，僧30名专门负责抬担架，尼15名专任包扎、护理。他们每晨上天宁寺集合，然后训练、上课。军训课由启明负责，护理常识课请一位军医官杨学诚尽义务，教练包扎及人工呼吸等，另设政治课、形势课。队员们不分男女，脱了僧衣，一律自费制作藏青色中山装，打绑腿，穿布草鞋。木鱼自己先学会《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然后在全队教唱。一座本来幽静沉闷的寺院几乎成了军营，佛殿僧寮经常回荡着激越悲壮的抗战歌声。

何以能把广大僧尼很快动员起来组成一支“生活纪律化、行动军事化”的执行战防任务的救护队？木鱼曾对我的忆述中讲到了当年爱国僧众的思想心态。他说，旧中国的僧尼，历来是处于被压迫受岐视的地位，与贱民乞丐差不多。俗众早上出门见到尼姑就会吐唾沫，喊“晦气”，她（他）们在晨钟暮鼓中消蚀青春。当祖国一旦遭受日寇侵凌轰滥炸时，眼看无数同胞惨遭杀害，无不义愤填膺，大家认为参加抗日救护工作，既可打破世俗偏见，改变人们对僧尼的看法，更可救死扶伤、救护生灵，尽佛门弟子的天职。因此，一经动员，抗日救国热情就像火山爆发，谁也不甘落后，而且尽责尽职，生气勃勃。

▲1941年日军温州城内作战

那时节，日机在浙江沿海轰炸频繁。1938年春，温州南塘飞机场被炸，1939年4月起开始轰炸闹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每次空袭后，木鱼就带领救护队奋勇当先，抢救受伤群众，指挥队员抬往医院治疗。尤其在温州朔门屯前、东门上岸街、南门山前、西门等处遭到日机大轰炸后，队员们表现得十分英勇、沉着与敏捷，完成任务之后立即回队部汇报。

救护队还救护在轰炸中与家人失散的儿童，带回天宁寺暂行抚养，先后收留过6名儿童，其中4名找到父母，2名外地人则送往平阳县仙坛寺战时儿童教养院收容。救护队还协助驻军挖掘海坛山战壕，当时在江心屿西塔下挖掘的防空洞遗迹犹存。

木鱼法师在抗战八年中一直在江心寺。温州战时僧尼救护队除在三次温州沦陷时期临时疏散隐蔽外，始终和全县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摘自朱馥生《一轮皓月映中川——我与木鱼法师的交往》，原载于《杭州政协》2007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