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谢灵运有没有在灵隐翻译佛经的可能性呢？

如前所述，谢灵运未成年时即笃信佛教。15岁自灵隐返京后，于元兴元年（402）初嗣爵位，东晋义熙元年（405），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军参军，此时他才20岁。之后，相继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卫军从事中郎等职。东晋义熙八年（412）初春，得以入庐山拜见仰慕已久的慧远大师，“见远公而异之”，慧远大师一向爱才，对于谢灵运自然十分欣赏。

自见到慧远大师后，谢灵运更加热衷于佛教：与各处僧人交往达十余人之多，尤因净土信仰和顿悟学说与慧远大师、高僧道生交往密切；曾经自注《金刚般若经》，参与慧远大师主持的《大般涅槃经》翻译，编写了关于梵文准确读音的《十四音训叙》；创作了《无量寿佛颂》《和范光禄祗洹像赞》《维摩经十譬赞》《昙隆法师诔》等赞颂悼念诗文；出资为东林寺凿流池三所，种植莲花。谢灵运的《法门颂》是学者们根据有关谢灵运史料辑佚的一首诗，诗曰：

由此可见，谢灵运不仅洞悉佛教经义，而且通达梵文读音。故佛学家、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称谢灵运为南朝佛法隆盛时期元嘉之世的佛学“巨子”，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亦谓谢灵运是“第一个懂梵文的中国诗人”。

庐山的确曾有译经台，“台在庐山”东林寺后山。据说谢灵运在此参与过慧远大师主持的《涅槃经》翻译。后人也常写诗咏唱这一胜迹，如宋人谢逸《翻经台》诗描写谢灵运译经的情形：

其中“足蹑云端屐，手展贝叶经”二句，夸张地呈现了谢灵运译经时的形象。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谢灵运在灵隐山“翻经台”翻译佛经的可能性。为此，笔者通过如下事例作出分析，试图佐证和研判谢灵运在灵隐山“翻经台”译经的可能性，供学界参考：

一是以谢灵运翻译佛经的时间跨度可为佐证。谢灵运参与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主持的佛经翻译，主要是在与慧远大师过从甚密的那段时间。具体来说，是在与慧远大师结识之年至慧远大师卒年（义熙十二年）的四年之间。从谢灵运自己翻译和参与翻译佛经的数量来看，不可能都是集中在这四年之中完成的。这就说明，他应该在别处还翻译过佛经。这其中就不排除灵隐山翻经台。

二是谢灵运广泛结交各处僧人的经历可为佐证。刘宋永初三年至元嘉十年这十余年之间，谢灵运官场失意称病去职，隐居会稽，游历东南山水。景平元年（423）秋，谢灵运曾在上虞徐山与高僧昙隆相遇，两人相见恨晚，一起游历山水，探讨佛理，甚是投缘。谢灵运如此喜好结交僧人，且“与各处僧人交往达十余人之多”，以谢灵运曾经寄居灵隐的经历和结交僧人的偏好，游历富春、钱唐期间，就不可能不前往近在咫尺的灵隐山参访灵隐寺。而以他在庐山翻译佛经的经历和佛经方面著作之多，就有在灵隐山较长时间寄宿，在翻经台翻阅佛经，甚至翻译随身所携带佛经的可能。有学者考证，元嘉七年（430），谢灵运倾心于改治《大般涅槃经》，而注《金刚经》则在永初末年之后元嘉七年之前。这也说明，谢灵运不仅有在灵隐山翻经台译经的可能，而且其译经著作应该就是《大般涅槃经》（即前文所谓“以北本涅槃经为南本三十七卷”）和自注《金刚经》等佛教著述。

三是谢灵运《三生石》诗名与别名《石壁立招提精舍》可为互证。如前所述，《三生石》别名《石壁立招提精舍》，创作此诗的同年，谢灵运写作《山居赋》，自注云：“招提，谓僧不能常住者。”据《山居赋》记：“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这些诗文中都提到了兴建经台、禅室和僧房一事。既然《三生石》（《石壁立招提精舍》）是创作于灵隐山或灵隐寺，是否这些诗文中提到的“经台”和“招提精舍”就建在了灵隐山。如果是这样，谢灵运在灵隐山翻经台译经的可能性就更不容忽视了。

四是诗人对谢灵运和翻经台的咏唱可为佐证。还是以宋人谢逸《翻经台》那首诗为例。诗人虽为“江西诗派”中人，但其诗中谢灵运译经的典故，并不一定限于庐山译经台。所谓“足蹑云端屐，手展贝叶经”，谢灵运“云端屐”在后世诗人的诗中屡屡出现，特别是在游历灵隐的诗人笔下就有多处。所谓“税驾妙高台，几砚陈轩棂”，“妙高台”是一个佛经用语，《华严经》曰：“南方有国土，名胜乐，其国有山，名曰妙高峰”，显然，“妙高台”并不一定指庐山译经台。还有，如谢逸的诗写的就是谢灵运庐山译经一事，不也将翻译佛经之处称为“翻经台”了吗？为何灵隐山的“翻经台”就不能是翻译佛经的“翻经台”呢？莫非，谢逸为庐山而写的《翻经台》倒成了灵隐山“翻经台”的证据！

（本文节录自吴金生《灵隐佛缘 山水禅心——摭论谢灵运对灵隐山灵隐寺的历史文化贡献》，为适应公众号阅读习惯，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