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新志》卷一•重兴

编辑:性恩行者 日期:2010-04-05 17:59

卷一 重兴

古时灵隐,濒临江海。唐杨巨源诗云:"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传承千六百年,屡毁屡建,兴废无常,延至清初具德弘礼,他既坚持奉行三峰师说,又以重建古刹为己任,是兰若琳宫,重新秀甲东南。而他在苦心经营十八年后,功成身退。后人评说灵隐寺"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当之无愧。

盛世修志,古刹重兴,佛子有轮藏,具德功无比。

 

清初,灵隐寺分为十八房,各房公举寺僧豁堂主寺,而当时灵隐寺已是"苔寮藓壁",破败不堪,由此豁堂名其居室为"破堂",聊以自嘲。时具德和尚在扬州开堂说法,请豁堂前往领众,相知甚深。豁堂返杭后,提议公请具德为灵隐寺住持,重兴古刹。顺治六年(1649年),具德应请入院,即谋规覆,历十八年,至康熙五年(1666年)全部竣工,丹雘精丽,峥嵘壮观,称于海内。

具德首先核查明末如通修造灵隐寺旧籍,查明共耗银八万两,而此时工料价格倍涨,他立志重建,发起募化筹集资金,于顺治七年(1650年)开工,至顺治十四年(1657)时,东侧楼阁殿堂有九进,客堂僧舍有百余间,香积厨有初铸三大铜锅,每餐煮米三担,供食千余人,"饭僧之众为诸刹所无",但至此财力已尽,而大殿、方丈等尚未动工。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殿又毁,于是又发动僧徒信众万余人筹资,具德称:"法子万人,人馈十金,可得十万,则吾事济矣。"在他坚持兴建下,工程于康熙五年(1666年)才全部竣工,历时八年,计完成有:

七殿:天王殿(高七丈)、大雄宝殿(高十三丈五尺)、轮藏殿、伽蓝殿、五百罗汉堂(五十四间)、金光明殿、大悲殿。

十二堂:祖堂、法堂(高七丈二)、直指堂(高六丈七)、大树堂、东禅堂、西禅堂、东戒堂、西戒堂、斋堂、客堂、择木堂、南鉴堂。

四阁:华严阁、联灯阁、梵香阁、青莲阁。

三轩:面壁轩、青貎轩、慧日轩。

三楼:响水楼、看月楼、万竹楼。

一林: 玉树林。

此外还建有双桂室、香积厨、圃室、浴室、各寮房公所等。

由于具德住持得法,致使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经其整顿,"积弊尽除,古风重振",灵隐寺被称为"崇楼杰阁,冠绝江南"。而他于功成次年圆寂,后人评说灵隐寺"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并奉其为临济宗三十二世祖。

雍正六年(1729年),总督李卫倡修灵隐寺大雄宝殿、天王殿及诸堂宇楼阁,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由朝廷赐帑金五百两整修寺宇。

乾隆六年(1741年),住持巨涛得光禄少卿扬州汪應庚捐资重修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堂、阁、轩、楼、亭等数十处,补饰五百罗汉堂,修合涧桥、龙泓洞,鹫峰径等,历时三年,耗资二万余两。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布政使徐恕与司道各府因灵隐寺年久失修,捐款修葺,费工三万多工,耗资九千二百余两。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二十九日,灵隐大殿毁于火,延及观音殿,难以恢复,住持仪谦率寺僧奏准朝廷赐帑金一万两,当地督府司道倡捐一万一千两。道光元年(1821年),又得富绅汪大临、金肇新捐资十万七千两库存备用,仪谦劝募也得万两左右。于道光三年(1823年),由运司宋如林请发存项方兴土木,并遴选董事负责买材料,悉心经理,遭毁殿宇,次第修复。岁久倾圮的天王殿、罗汉堂,按照旧式,一律鼎新。此时头山门为邻火所毁,经董事议定重建,并购其旁民居加以拓展,前缭以墙,旁界以弄,更为壮观。此次修建,历时四年九个月,耗银十三万七千余两。这是继具德之后的一次大规模重建,"还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

道光十四年(1834年),阮元任浙江巡抚,刻朱熹、翁方纲等文集,议藏灵隐,特建"灵隐书藏",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用唐人"鹫岭郁岹峣"诗句编号,选灵隐寺僧玉峰、偶然二人按所订条例管理,使能永守,阮元亲自为记。此时所藏尚有:宋契嵩禅师的上堂槌,宝达的照佛镜、白沙床,宋孝宗赐直指堂印,范仲淹所遗床,秦桧斋僧锅,龙纹拜石(石长八尺、阔六尺、龙鳞隐见其中),沈周飞来峰图,灵隐山画卷,程嘉燧冷泉亭图,李流芳西湖卧游画册、冷泉红树图,宋天圣八年宋仁宗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以及董其昌、密云、三峰、谛晖、巨涛、陈鹏年、翁方纲、胡高望、王时敏、张照、梁同书、白松麟、石韫玉等著名文人书画墨迹。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杭,寺院被毁,仅存天王殿、罗汉堂。

宣统二年(1910年),住持昔徵陆续修建库房等,大雄宝殿因需十三丈五尺大梁难以完工,得洋务大臣盛宣怀护持,将原拟修建北京颐和园的美洲红松运杭,大殿方得竣工。

综观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灵隐寺历经两次大建,一为清初具德主持;二为道光时仪谦上求于朝廷官府,化缘于民间街坊,筹集巨资重建名刹。同时又经历两次大火,一为嘉庆大火,二为咸丰兵灾,虽经历代住持尽力维修,但已元气大伤。

进入民国时期,国运衰颓,经济凋敝。灵隐寺已无力修复旧貌。民国六年(1917年),慧明住持该寺,曾修建大悲阁,并开讲《华严经》,受缁俗崇敬。是年,李叔同在虎跑出家,九月至灵隐寺依慧明禅师受具足戒。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班禅九世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来杭,由慧明迎候参佛。民国十六年(1917年)曾修建翠微亭。但主殿已无力维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却非受命住持,眼看天王殿木构霉烂,被迫用水泥钢骨翻建,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才重塑弥勒像和四大天王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班禅再次来杭,由却非全力为班禅起建"时轮金刚法会"。民国二十五年(1932年)罗汉堂不慎于火被毁,前代遗物就只剩天王殿中木刻韦驮像。

抗日战争爆发,灵隐寺名僧巨赞等离杭西撤参加抗日战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难民云集灵隐、天竺,灵隐寺设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客堂、伽蓝殿、东山门、梵香阁因难民半夜失火被焚。随后天王殿又遭日军捣毁,面目全非。住持却非避难上海,留寺十多名僧人情况窘困,常常无米为炊。

抗日战争胜利,却非又由沪返杭,被选担任杭州市佛教会理事长,在他发起下,全市寺庙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时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及罹难同胞法会",并号召僧尼救济苏北难胞。但因社会黑暗,教内纷争,却非宣布退居,仍主持灵隐寺法务,并曾与一些著名居士黄元秀、杜世霞等倡议修缮大雄宝殿,重塑释迦摩尼像,但终究力不从心,不久却非圆寂,修缮之议中止。

此时的灵隐古刹,年久失修,殿宇受潮霉烂,白蚁蛀蚀,顶破屋漏,已成危房。19497月,大雄宝殿二十八公尺的大梁突然折断,砸毁佛像,于是大殿随之关闭。

新中国建立后,灵隐古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曙光初露,为千年古刹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9523月,杭州佛教界为响应祈祷世界和平的号召,各寺举行了盛大的法会。1952年夏,由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组成"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由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宋云彬、灵隐寺方丈大悲、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邓白、建筑工程专家等参加,主持修复工程。

1953年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专门了解了灵隐寺毁坏情况,并做了重要指示:

杭州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我们修了灵隐寺,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信仰佛教的群众朝拜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争取东南亚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的支持。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而且灵隐寺属千年古刹,也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向政务院上报了修复灵隐寺的报告,并编制了工程预算,政务院很快批复同意修建计划,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拨款一百二十万元(其中包括地方经费三十万元),还批拨了一批物资如黄金、钢材、木料、水泥等。经修复委员会研究决定用钢筋水泥代替木柱结构,并经设计将大殿原有"三佛两胁侍"佛像改为一尊释迦摩尼坐像,用二十四块香樟木雕制而成,巍峨庄严,与高大的殿宇相映衬。

重塑的大佛像由美院负责设计,于1956年制成石膏稿样陈列在大殿征求意见,对佛像造型出现一些争议。当时周总理正在杭州,看到大佛稿样后当场指出:"我们修建寺庙,主要是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宗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造型艺术是必要的,但是主要是为了佛教界的信仰上的需要,仍以佛教界人士意见为主。"

周总理还指出:佛像的脚应露出,腿部须放大,头顶用螺旋式发髻,各方面须符合佛教传统。修复委员会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定稿,用樟木进行雕造,佛身净高9.1,背光,中嵌七佛,高19.6,全部彩绘贴金。莲座高3,须弥座高25,贴金彩绘并用。石台重新雕刻安装,高2,佛像悬宝盖,彩画垂旒,高24.8,成为我国最大的木雕坐式佛像。    

这次修复工程由东阳黄杨木雕厂承接,在修复过程中,一些技术骨干工人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能为寺庙雕塑佛像服务,不能搞"封建迷信"和"唯心"的东西,中共浙江省委有关领导部门闻讯后,由领导同志亲自为工人做报告,讲解党的宗教政策和修造佛像的重大意义,经过耐心地教育启发,工程迅速的复工。同时又修复了十二圆觉,二十诸天等佛像和海岛观音五十三参壁塑,十分庄观,为国内所罕见。这一工程前后用款共达四十四万余元。

五十年代时,灵隐寺在大悲法师主持下,率领僧众念佛修持,香火旺盛,同时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将仅剩的百亩土地(庙产)交公。在民主改革中废除了"子孙制"等不合理制度,实行"十方丛林制",使灵隐寺法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56农历四月八日释迦摩尼诞,灵隐寺等举行纪念释迦教主法会,诵经祝圣,盛况空前。1962年,灵隐寺(含石塔、经幢)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在"破四旧"中错误地把佛教作为"四旧",并对佛教建筑艺术、历史文物进行冲击,砸毁摩崖造像、寺庙佛像、法器等。1966826,杭州部分"红卫兵"包围灵隐寺,扬言要拆庙毁佛,当时浙江大学学生、杭州钢铁厂工人和当地园林工人自发组成保寺队伍进行守护,并进行激烈辩论,相持不下。828下达了周恩来总理电传"灵隐寺暂加封闭"的指示,才使灵隐寺和飞来峰造像等转危为安。但在当时情势下,方丈大悲等仍遭到批斗,僧人遣送回乡或集中劳动。

"文革"后期,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灵隐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于197511月开始整修,拨款九十万元,另由市政府拨款四十万元,全部佛像贴金,石塔和经幢进行保护性整理,并修补飞来峰造像、这次修复工程于1980年竣工。但"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反映出不少问题:如寺庙只作一般游览景点,不举香火,不准跪拜,为信教群众所不解;同时僧源缺乏,方丈缺席,为接待需要,临时任命监院性空为方丈;随设法将四方僧人找回,但寺大僧少,难以为继;加之规制废弛,宗风不振,经费拮据,维持十分困难。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决了"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冤案错案,省有关部门为大悲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82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阐明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杭州市佛教协会重新恢复活动,协助落实宗教政策,推动寺庙开展正常的法务活动。灵隐寺开始实行"两轨制",对外有"十方丛林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同时实行"香花券"(门票制),逐步自给自养,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赞扬。

在此同时,对灵隐寺的恢复修建问题,广泛征求佛教界诸山长老和有关文物专家等的意见,经过两年酝酿,报经政府批准,于1987年开始实施《灵隐寺总体规划》。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监院根源法师、纪云法师、体严法师率两序大众并得到海内外四众佛弟子护持,灵隐寺得到全面整修。

这次整修是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继具德、仪谦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修建(目前尚在进行中)。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市佛教协会于1999年敦请木鱼长老出任方丈,保证了这一巨大工程的顺利进行。

实现《灵隐寺总体规划》是一项跨世纪重要工程,旨在按"伽蓝规制"纵深布局,完善古刹环境,复建历史上重要殿堂,以改革原来遗留的中轴单调,殿堂残缺的缺陷,并要求在殿堂规模设计上精益求精,力求恢复历史旧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沿中轴线形成五层格局:

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下设法堂)-华严殿

同时向两翼布局,先后建成线刻五百罗汉堂、道济殿(现称济公殿)、客堂(六和堂)、祖堂、大悲阁、龙宫海藏(藏品陈列);并于原罗汉堂遗址重建五百罗汉堂,陈列平均身高1.7的五百青铜罗汉,堂中央另建12.6高的四大名山铜殿(已列为吉尼斯纪录)。

此外,每进殿堂建有宽敞平台,美化古刹环境。先后建成了大型《心经》壁、百狮群雕等,并于五百罗汉堂西北建冽泉,借假山叠石形成自然瀑布流入阿耨达池,池边建有"具德亭",以纪念清初具德中兴灵隐之功。

至此,灵隐古禅寺,再次展新姿,梵宇增辉煌,气象更万千,重现东南名刹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