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重兴

古时灵隐，濒临江海。唐杨巨源诗云：＂曾过灵隐江边寺，独宿东楼看海门。＂传承千六百年，屡毁屡建，兴废无常，延至清初具德弘礼，他既坚持奉行三峰师说，又以重建古刹为己任，是兰若琳宫，重新秀甲东南。而他在苦心经营十八年后，功成身退。后人评说灵隐寺＂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当之无愧。

盛世修志，古刹重兴，佛子有轮藏，具德功无比。

清初，灵隐寺分为十八房，各房公举寺僧豁堂主寺，而当时灵隐寺已是＂苔寮藓壁＂，破败不堪，由此豁堂名其居室为＂破堂＂，聊以自嘲。时具德和尚在扬州开堂说法，请豁堂前往领众，相知甚深。豁堂返杭后，提议公请具德为灵隐寺住持，重兴古刹。顺治六年（1649年），具德应请入院，即谋规覆，历十八年，至康熙五年（1666年）全部竣工，丹雘精丽，峥嵘壮观，称于海内。

具德首先核查明末如通修造灵隐寺旧籍，查明共耗银八万两，而此时工料价格倍涨，他立志重建，发起募化筹集资金，于顺治七年（1650年）开工，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东侧楼阁殿堂有九进，客堂僧舍有百余间，香积厨有初铸三大铜锅，每餐煮米三担，供食千余人，＂饭僧之众为诸刹所无＂，但至此财力已尽，而大殿、方丈等尚未动工。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殿又毁，于是又发动僧徒信众万余人筹资，具德称：＂法子万人，人馈十金，可得十万，则吾事济矣。＂在他坚持兴建下，工程于康熙五年（1666年）才全部竣工，历时八年，计完成有：

七殿：天王殿（高七丈）、大雄宝殿（高十三丈五尺）、轮藏殿、伽蓝殿、五百罗汉堂（五十四间）、金光明殿、大悲殿。

十二堂：祖堂、法堂（高七丈二）、直指堂（高六丈七）、大树堂、东禅堂、西禅堂、东戒堂、西戒堂、斋堂、客堂、择木堂、南鉴堂。

四阁：华严阁、联灯阁、梵香阁、青莲阁。

三轩：面壁轩、青貎轩、慧日轩。

三楼：响水楼、看月楼、万竹楼。

一林: 玉树林。

此外还建有双桂室、香积厨、圃室、浴室、各寮房公所等。

由于具德住持得法，致使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经其整顿，＂积弊尽除，古风重振＂，灵隐寺被称为＂崇楼杰阁，冠绝江南＂。而他于功成次年圆寂，后人评说灵隐寺＂理公为祖，延寿为宗，具德中兴＂。并奉其为临济宗三十二世祖。

雍正六年（1729年），总督李卫倡修灵隐寺大雄宝殿、天王殿及诸堂宇楼阁，雍正十一年（1733年）六月，由朝廷赐帑金五百两整修寺宇。

乾隆六年（1741年），住持巨涛得光禄少卿扬州汪應庚捐资重修大雄宝殿及其他殿、堂、阁、轩、楼、亭等数十处，补饰五百罗汉堂，修合涧桥、龙泓洞，鹫峰径等，历时三年，耗资二万余两。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布政使徐恕与司道各府因灵隐寺年久失修，捐款修葺，费工三万多工，耗资九千二百余两。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二十九日，灵隐大殿毁于火，延及观音殿，难以恢复，住持仪谦率寺僧奏准朝廷赐帑金一万两，当地督府司道倡捐一万一千两。道光元年（1821年），又得富绅汪大临、金肇新捐资十万七千两库存备用，仪谦劝募也得万两左右。于道光三年（1823年），由运司宋如林请发存项方兴土木，并遴选董事负责买材料，悉心经理，遭毁殿宇，次第修复。岁久倾圮的天王殿、罗汉堂，按照旧式，一律鼎新。此时头山门为邻火所毁，经董事议定重建，并购其旁民居加以拓展，前缭以墙，旁界以弄，更为壮观。此次修建，历时四年九个月，耗银十三万七千余两。这是继具德之后的一次大规模重建，＂还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

道光十四年（1834年），阮元任浙江巡抚，刻朱熹、翁方纲等文集，议藏灵隐，特建＂灵隐书藏＂，又广集世典储藏其中，用唐人＂鹫岭郁岹峣＂诗句编号，选灵隐寺僧玉峰、偶然二人按所订条例管理，使能永守，阮元亲自为记。此时所藏尚有：宋契嵩禅师的上堂槌，宝达的照佛镜、白沙床，宋孝宗赐直指堂印，范仲淹所遗床，秦桧斋僧锅，龙纹拜石（石长八尺、阔六尺、龙鳞隐见其中），沈周飞来峰图，灵隐山画卷，程嘉燧冷泉亭图，李流芳西湖卧游画册、冷泉红树图，宋天圣八年宋仁宗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禅寺牒，以及董其昌、密云、三峰、谛晖、巨涛、陈鹏年、翁方纲、胡高望、王时敏、张照、梁同书、白松麟、石韫玉等著名文人书画墨迹。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杭，寺院被毁，仅存天王殿、罗汉堂。

宣统二年（1910年），住持昔徵陆续修建库房等，大雄宝殿因需十三丈五尺大梁难以完工，得洋务大臣盛宣怀护持，将原拟修建北京颐和园的美洲红松运杭，大殿方得竣工。

综观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灵隐寺历经两次大建，一为清初具德主持；二为道光时仪谦上求于朝廷官府，化缘于民间街坊，筹集巨资重建名刹。同时又经历两次大火，一为嘉庆大火，二为咸丰兵灾，虽经历代住持尽力维修，但已元气大伤。

进入民国时期，国运衰颓，经济凋敝。灵隐寺已无力修复旧貌。民国六年（1917年），慧明住持该寺，曾修建大悲阁，并开讲《华严经》，受缁俗崇敬。是年，李叔同在虎跑出家，九月至灵隐寺依慧明禅师受具足戒。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班禅九世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来杭，由慧明迎候参佛。民国十六年（1917年）曾修建翠微亭。但主殿已无力维修。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却非受命住持，眼看天王殿木构霉烂，被迫用水泥钢骨翻建，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才重塑弥勒像和四大天王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班禅再次来杭，由却非全力为班禅起建＂时轮金刚法会＂。民国二十五年（1932年）罗汉堂不慎于火被毁，前代遗物就只剩天王殿中木刻韦驮像。

抗日战争爆发，灵隐寺名僧巨赞等离杭西撤参加抗日战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难民云集灵隐、天竺，灵隐寺设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客堂、伽蓝殿、东山门、梵香阁因难民半夜失火被焚。随后天王殿又遭日军捣毁，面目全非。住持却非避难上海，留寺十多名僧人情况窘困，常常无米为炊。

抗日战争胜利，却非又由沪返杭，被选担任杭州市佛教会理事长，在他发起下，全市寺庙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二十五日同时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及罹难同胞法会＂，并号召僧尼救济苏北难胞。但因社会黑暗，教内纷争，却非宣布退居，仍主持灵隐寺法务，并曾与一些著名居士黄元秀、杜世霞等倡议修缮大雄宝殿，重塑释迦摩尼像，但终究力不从心，不久却非圆寂，修缮之议中止。

此时的灵隐古刹，年久失修，殿宇受潮霉烂，白蚁蛀蚀，顶破屋漏，已成危房。1949年7月，大雄宝殿二十八公尺的大梁突然折断，砸毁佛像，于是大殿随之关闭。

新中国建立后，灵隐古刹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曙光初露，为千年古刹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952年3月，杭州佛教界为响应祈祷世界和平的号召，各寺举行了盛大的法会。1952年夏，由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组成＂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修复委员会＂，由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宋云彬、灵隐寺方丈大悲、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邓白、建筑工程专家等参加，主持修复工程。

1953年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专门了解了灵隐寺毁坏情况，并做了重要指示：

＂杭州灵隐寺在国内外佛教界和群众中有巨大影响，我们修了灵隐寺，不但可以满足国内信仰佛教的群众朝拜的要求，而且也可以争取东南亚那些信仰佛教的国家的支持。虽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而且灵隐寺属千年古刹，也应得到政府的保护。＂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向政务院上报了修复灵隐寺的报告，并编制了工程预算，政务院很快批复同意修建计划，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百废待兴，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拨款一百二十万元（其中包括地方经费三十万元），还批拨了一批物资如黄金、钢材、木料、水泥等。经修复委员会研究决定用钢筋水泥代替木柱结构，并经设计将大殿原有＂三佛两胁侍＂佛像改为一尊释迦摩尼坐像，用二十四块香樟木雕制而成，巍峨庄严，与高大的殿宇相映衬。

重塑的大佛像由美院负责设计，于1956年制成石膏稿样陈列在大殿征求意见，对佛像造型出现一些争议。当时周总理正在杭州，看到大佛稿样后当场指出：＂我们修建寺庙，主要是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满足宗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造型艺术是必要的，但是主要是为了佛教界的信仰上的需要，仍以佛教界人士意见为主。＂

周总理还指出：佛像的脚应露出，腿部须放大，头顶用螺旋式发髻，各方面须符合佛教传统。修复委员会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定稿，用樟木进行雕造，佛身净高9.1米，背光，中嵌七佛，高19.6米，全部彩绘贴金。莲座高3米，须弥座高25米，贴金彩绘并用。石台重新雕刻安装，高2米，佛像悬宝盖，彩画垂旒，高24.8米，成为我国最大的木雕坐式佛像。    

这次修复工程由东阳黄杨木雕厂承接，在修复过程中，一些技术骨干工人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能为寺庙雕塑佛像服务，不能搞＂封建迷信＂和＂唯心＂的东西，中共浙江省委有关领导部门闻讯后，由领导同志亲自为工人做报告，讲解党的宗教政策和修造佛像的重大意义，经过耐心地教育启发，工程迅速的复工。同时又修复了十二圆觉，二十诸天等佛像和海岛观音五十三参壁塑，十分庄观，为国内所罕见。这一工程前后用款共达四十四万余元。

五十年代时，灵隐寺在大悲法师主持下，率领僧众念佛修持，香火旺盛，同时参加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将仅剩的百亩土地（庙产）交公。在民主改革中废除了＂子孙制＂等不合理制度，实行＂十方丛林制＂，使灵隐寺法务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1956年农历四月八日释迦摩尼诞，灵隐寺等举行纪念释迦教主法会，诵经祝圣，盛况空前。1962年，灵隐寺（含石塔、经幢）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在＂破四旧＂中错误地把佛教作为＂四旧＂，并对佛教建筑艺术、历史文物进行冲击，砸毁摩崖造像、寺庙佛像、法器等。1966年8月26日，杭州部分＂红卫兵＂包围灵隐寺，扬言要拆庙毁佛，当时浙江大学学生、杭州钢铁厂工人和当地园林工人自发组成保寺队伍进行守护，并进行激烈辩论，相持不下。8月28日下达了周恩来总理电传＂灵隐寺暂加封闭＂的指示，才使灵隐寺和飞来峰造像等转危为安。但在当时情势下，方丈大悲等仍遭到批斗，僧人遣送回乡或集中劳动。

＂文革＂后期，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灵隐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于1975年11月开始整修，拨款九十万元，另由市政府拨款四十万元，全部佛像贴金，石塔和经幢进行保护性整理，并修补飞来峰造像、这次修复工程于1980年竣工。但＂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反映出不少问题：如寺庙只作一般游览景点，不举香火，不准跪拜，为信教群众所不解；同时僧源缺乏，方丈缺席，为接待需要，临时任命监院性空为方丈；随设法将四方僧人找回，但寺大僧少，难以为继；加之规制废弛，宗风不振，经费拮据，维持十分困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解决了＂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冤案错案，省有关部门为大悲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阐明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杭州市佛教协会重新恢复活动，协助落实宗教政策，推动寺庙开展正常的法务活动。灵隐寺开始实行＂两轨制＂，对外有＂十方丛林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管理委员会；同时实行＂香花券＂（门票制），逐步自给自养，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赞扬。

在此同时，对灵隐寺的恢复修建问题，广泛征求佛教界诸山长老和有关文物专家等的意见，经过两年酝酿，报经政府批准，于1987年开始实施《灵隐寺总体规划》。在市佛教协会支持下，监院根源法师、纪云法师、体严法师率两序大众并得到海内外四众佛弟子护持，灵隐寺得到全面整修。

这次整修是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继具德、仪谦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修建（目前尚在进行中）。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市佛教协会于1999年敦请木鱼长老出任方丈，保证了这一巨大工程的顺利进行。

实现《灵隐寺总体规划》是一项跨世纪重要工程，旨在按＂伽蓝规制＂纵深布局，完善古刹环境，复建历史上重要殿堂，以改革原来遗留的中轴单调，殿堂残缺的缺陷，并要求在殿堂规模设计上精益求精，力求恢复历史旧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沿中轴线形成五层格局：

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藏经楼（下设法堂）-华严殿

同时向两翼布局，先后建成线刻五百罗汉堂、道济殿(现称济公殿)、客堂（六和堂）、祖堂、大悲阁、龙宫海藏（藏品陈列）；并于原罗汉堂遗址重建五百罗汉堂，陈列平均身高1.7米的五百青铜罗汉，堂中央另建12.6米高的四大名山铜殿（已列为吉尼斯纪录）。

此外，每进殿堂建有宽敞平台，美化古刹环境。先后建成了大型《心经》壁、百狮群雕等，并于五百罗汉堂西北建冽泉，借假山叠石形成自然瀑布流入阿耨达池，池边建有＂具德亭＂，以纪念清初具德中兴灵隐之功。

至此，灵隐古禅寺，再次展新姿，梵宇增辉煌，气象更万千，重现东南名刹雄风。